制假售假“各笞五十”：售卖变质猪肉致死“斩立决”
以次充好，制假售假也是市场上常见的，明律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货物“不牢固”，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
据传，清康熙年间，南城兵马司曾要求出售玉器、金银首饰等贵重商品的店铺在销售商品时，要与购买者立有合约，即承诺买回后五天内发现问题的，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60大寿，满朝文武大臣便到处搜寻奇珍异宝以做寿礼。有位大臣从琉璃厂西口的“景德轩”瓷器店买了一个宣德年间的如意宝瓶，准备进贡给老太后。可巧当晚有位玩老瓷的朋友到访，于是请他给刚买的宝瓶掌掌眼。来人仔细看过之后断言，以此物之款识、器型、纹饰、胎釉及彩料而辨，绝非300年前宣德年所造，时不过五年，实为赝品。大臣闻之，怒气顿生，第二天便找到卖家。掌柜的自知理屈，退了钱款，但买者不饶，要问他的罪。掌柜的一个劲求饶，付了一张一千两的银票，算是赔罪，而那宝瓶也让买主给砸了，以免再去坑人。
明清时期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均施以“重典”。《明代市场管理》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规定：“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掺）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意思是说，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粮食和食盐里掺沙土的，打八十大板。清代除了将此规定编入《大清律例·比引律条》外，乾隆年间又规定：“凡售以质变禽畜之肉，致人或亡或残者，施以重刑，不以宽饶。”
清代猪市（民国称猪市大街，今称东四西大街）以东四为中心，分散着数十家猪店和猪肉杠（也称肉铺），每天连夜将当天收购来的生猪宰杀，第二天出售。有的商户见利忘义，竟将已变质的猪肉出售。据传道光年间曾发生过因出售变质猪肉而出了命案。猪市东口有王氏猪肉杠，一年三伏天，从乡下收购一只病死的猪，连夜大卸八块，天亮后低价叫卖。不想当天下午便有多人找上门来，说吃过早上在这里买的猪肉后上吐下泻，有的已不省人事。此事很快报到兵马指挥司，因人命关天，兵马司立即上呈顺天府。当日王老板被捉拿，不久被判“斩立决”。
商品须明码标价每月“取勘诸物时估”：卖物以贱为贵“杖八十”
明初已由官方确定物价，实行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并规定“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商户，“以钞罚之”。《大明律》市廛门“把持行市”条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合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准窃盗论”；“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
据《前门大栅栏史话》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多日不止，漕运及陆运均受阻，多家米庄、米面行、陆陈行（经营玉米、小米、小豆等杂粮）几近断货，为此一些商户哄抬粮价，“日涨三次”，于是有人到兵马司“投诉”。随即兵马司派人对前门大栅栏粮食夹道（今称粮食店街）等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粮店私涨粮价，有的粮价甚至比平日高出近一倍，随即上报。第二天，这些粮店、米庄有的被罚银，有的被封门。其中一家名为“宝成号”的米庄，私下里囤积大米百余石（约一万二千斤），以高价出售，被查出后全部充公，掌柜的被杖八十。（户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