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美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