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香火鼎盛刘禹锡曾为它写文
福感寺始建于东晋，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这里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来往不绝，并常有高僧驻留。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古代关于福感寺的记载比较多，但是相对零散，绝大多数是在佛教经典当中。福感寺最早是当地民众祈雨之地，因为十分灵验，就取名为‘福感寺’。”张雪芬介绍，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经版上的“章仇来临”则牵出一则“脑洞大开”的传说：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从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也曾写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易立说，在附近区域，比如宽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块区域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这片区域的兴盛得益于益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易立表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片区域上的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