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卫文麿对于发表三次对华声明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岁尾，乘攻陷南京之机会，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氏进行中、日和平谈判——自然系日本请德国政府出而斡旋者。事实上中国政府未能如日本所理想，乘此起而谈判，以至终归失败。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以观其后之动态。同时期与日本携手之新政权兴起，以调整两国国交。识者对此声明之批评，谓为非常失败，余个人亦认为系最大之失败。为纠正此次错误，乃设法与重庆进行谈判，结果均未成功。十一月三日乃再度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不予拒绝。”以缓和前此之声明，而所谓“东亚新秩序”亦即系由此时所产生。
继之，将此声明之具体内容复加以说明，乃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调整对华国交方针”，说明日本出兵之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倘如此，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为中国之独立，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交还租界等，亦可予以考虑，绝不吝惜，此即所谓“近卫声明”是也。
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