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
从春秋时期诸多历史典籍中《易》占功能的记载、微言义理的发挥，再到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蜂出并作、激荡相摩，《易传》堪称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之集大成。当时各家各派之所以重视《周易》，正是从中领悟到了“《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看到了其中深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内在力量，进而试图贯通自然秩序与人事秩序。也恰恰是《周易》“弥纶天地之道”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其在先秦时期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众多典籍之中无出其右，卓然不群。
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了无以撼动的正统地位，兴儒学、重教化的形势则不断把易学推向当时思想文化舞台的前沿。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这一地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经传合编本《周易》作为儒家特别重要的五种经典之一，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满足了汉代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需要，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加推崇。汉儒大都精通易学，同时又热衷探讨掺杂以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天人之学，“借天象以示儆”来劝勉君主，使其怀有忧惧、敬畏之心。《周易》中“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蕴含的天人之道不仅是汉代天人之学内在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关乎汉儒通经致用之术。汉儒通经致用正是建立在深谙《春秋》与阴阳等灾异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汉代经学的重要特色。而《周易》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恰恰迎合了汉儒借通经致用而享有干禄地位之资的需要，遂成为他们不断引经立说的理论根据。
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等人开始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不仅将《六艺略》提升至诸类典籍书目编排中的首位，而且在《六艺略》中，又将《易》位列《书》《诗》《礼》《乐》《春秋》之前。源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有言：“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易》为之原”，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论断。刘向、刘歆父子指出，就历史久远而言，易道亘古不变，与天地齐等；就典籍的重要程度而言，《周易》普遍包络“天地之道”，为“五常之道”的本原，《周易》蕴含的易道对于其他五经彼此配合、以随世而变的“五常之道”更具指导意义。《周易》冠居群经之首，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表明了刘向、刘歆父子在儒家经典的地位、性质、功能及相互关系上的深刻省察。“《易》为之原”的论断，对后世学者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启迪之功。如果从汉代经学演变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汉书·艺文志》的易学观念的确是对汉代天人之学的升华和总结。《周易》列“六经”之首的排序，可以看出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汉儒对《周易》的特殊地位颇为重视和推崇。这里既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汉代乃至后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