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１日，艾斯特拉齐终于上了军事法庭。但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结果，法庭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释放。
这下，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左拉的勇敢行为引起了全国对此案的关注。无数正义之士都团结起来去伸张正义。
这下，陆军部长恐慌了，他一方面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另一方面，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１８９８年２月２１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３０００法郎。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伦敦。
但是，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一名军官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
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当场被捕，第二天就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到英国避难去了。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１８９９年８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１０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总理生怕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提出一个折衷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他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的奋斗。
在此后的７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１９０６年６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１２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他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１９３０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６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他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这个案件，集中反映法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