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中国也有大批粉丝，他的电影如《秋刀鱼之味》、《东京物语》、《晚春》等，无不透露着安静寂寞的小津独有的气息，可是这样一位导演却有一段往事，无疑是令中国人难以释怀的。
小津安二郎于1937年9月被征召入伍，抵达中国后参加过包括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各种战斗。小津虽然对自己的战争经历讳莫如深，但根据他的日记中的记载以及经他人证实，他曾为日军毒气部队一员。
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作为士兵来到中国，有近两年时间，时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
尽管早先已有研究著作披露过小津的这一段往事，但真切地看到当事人自己的叙述文字(包括日记及文章)，仍是令人震惊。【注：在国内出版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含有70多页“中国日记”内容。】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译者: 陈宝莲
出版年: 2013-6-1
小津在其时就是我们国人所说的“鬼子兵”，他的军阶到军曹为止(书中还附有照片，更是让中国人看了滋味杂陈)，与后世的宁静悠远之电影大师形象构成吊诡的比照。小津的中国记述很平静(或许有些太平静了)，少血腥，但那一个个熟悉的中国地名，让我们心里一阵阵地发紧，不敢太多揣想那背后的意味。试看如下段落：
“攻打南昌是在春天。战事始于修水河渡河战，而后是夜以继日的追击。所到之处恰逢油菜花盛开，菜花里拂晓，菜花里日暮。天一拂晓，望着太阳下鲜黄一片，眯起睡眠不足的眼睛，那是‘菜花映在尚且活着的眼中的炫目光彩’。太阳落山，夜空下成片的黄色淡去，化作苍白，久久残留在眼底。”
“因为单说行军的路程，从上海到大场镇，从苏州河的战役到镇江、滁县、定远，在定远担任警备之后参加徐州战役，又转战宿县、蚌埠、南京、安庆、大别山，经过信阳、汉口转而向北，又从玉城转至南昌，这一路全程约有一千五六百里吧，竟然也走过来了。所幸不曾掉队，最后攻打南昌的时候，因脚踝肿胀请了假。”
这样的记述是否让我们生出一些《枕草子》、小林一茶的味道，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的记录。
1938年1月的南京郊外，小津安二郎(左)和另一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导演山中貞雄
小津从中国战场全身而退，安然回国，继续做电影导演，有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系列杰作，《东京物语》、《麦秋》、《晚春》、《彼岸花》、《浮草》、《茶泡饭之味》、《秋刀鱼之味》等。
《秋刀鱼之味》
战争对小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从多方面分析，他应该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影片《风中的母鸡》反战指向明确，是最大的例证，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小津的诸多作品中会经常听到日本的军歌，往往放在角色情感落寞，酒吧饮酒的时候，也会谈起那场战争，几个老朋友，有白头宫女寂寞说玄宗之慨，尽管在最后会收尾一句“还是战败了好啊”，但与前面的情绪之饱满相比，这句话总像是掩饰，找补一下。(不要以为小津的电影作品，与中国经历水米无干。)
《风中的母鸡》
小津是反战固然不错，但这个“反”似乎不是单面的，从道义上而言，他对这场战争是反对的，应该无疑义，不过从情感上来说，小津不断在表达缅怀之意，这大概是因为那段岁月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也是“理想”得以张扬，与战后日本社会经济与情绪的凋敝不振有着鲜明对比。如此的缘故是有些复杂，亦有情可原，但我们作为中国人看了总是心里不是滋味，毕竟，那一段历史是我们最大的隐痛，不太愿意让别人做这样的缅怀。
不禁想起石黑一雄的小说《浮世画家》，画家小野曾是那场战争的追随者。战后，其真正的心思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暴露无遗，“我们没必要过分责怪自己，我们至少为自己的信念而尽力了。只是到了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是没有特殊洞察力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时代做芸芸众生，算是我们的不幸吧。”这种态度，又可提一部日本电影《萤火虫之墓》，对战争中的本国平民悲剧性生活有着自哀自怜的切身表述，却全然忘却给别国带来的巨大伤害，似乎只有自己的不幸才是不幸，他人的不幸或可忽略不计，“信念”二字足以消弭一切。
《浮世画家》
作者: [英] 石黑一雄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出版年: 2011-5-1
若将《浮世画家》与关于反思德国纳粹的一些作品比较，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后者多有对“平庸的恶”与“极端的恶”十分深入的剖析，尖利不留情面，甚至怪诞而诡奇。《浮世画家》就温和多了，石黑一雄总是在闪躲与反讽之间徘徊，叙述平静，无太多波澜，他笔下没有真正的恶人，似乎也看不到全然无缺陷者，人性的微妙在含蓄的文字间流连。我们未必能一眼识穿作品中人物的深重心机，但正是在这样的抽丝剥茧中，一股透心的凉意渗透开来。
稍多说了几句《浮世画家》，也不是多余的，仍是和小津有少许关系。
人性的复杂是搁置在那里的，不会因为你闭上眼睛而消失不见，总有曝光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