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大明帝国的臣民来说，1627年是又喜又悲的一年：悲的是，杰出的木雕刻艺术家、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喜的是，由于杰出的木雕刻艺术家、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原本乌烟瘴气的朝局可能会迎来一点儿转机。
不过很少有人料到，转机竟然来得那样快，而且还不止一点儿：就在这一年，朱由校的弟弟、刚继位不久的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迅速搞定了东林党人连续N年都搞不定的九千岁魏忠贤，顺便把他那“五虎”“五彪”之类的党羽一锅全端。魏公公无奈之下，只好发了人生中最后一条朋友圈：朱由检，你忘恩负义，洒家不伺候你了!洒家上阴间接着伺候你哥去!
没有一个人给魏公公点赞。
那小伙伴们都在忙什么呢?大家正忙着给另一个人的朋友圈留言：“厉害了我的皇上，您就是大明的中兴之主!”“皇上才十八岁(而且还是虚岁)，就能一举拿下魏忠贤这个神奸巨蠹，真是英明神武!”“我早就看魏忠贤这伙人不是好东西，皇上惩治阉党，可谓拨云见日、大快人心!”当然，这些留言有的是出于真心，有的则是出于恐惧——当年，魏公公的朋友圈也这么热闹的时候，他们曾去那里写过类似的话，虽说都是为了生存，但还是抓紧撇清一下比较好。
不过，不管是真心点赞还是吹牛拍马的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朱由检之所以能搞定魏公公，除了因为他拥有隐忍的智慧和决断的勇气外，还因为他拥有皇帝的身份。要知道，魏公公虽然牛，牛到九千九百岁，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个公公;明帝国的权力结构设计早已将“皇帝是唯一有权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人”这一观念刻入每个人的骨髓，皇帝只要想搞公公，一般都能搞定。
比如魏公公的前辈汪直、刘瑾，当年也都是权势熏天的人物，随便说句话就能上热搜榜，相形之下，皇帝们的存在感要弱得多。可是尽管如此，皇帝一声令下，公公们立马就怂。
从这个角度讲，朱由检最该感谢的不是精明的自己，也不是认怂的魏公公，更不是那些点赞的大臣，而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是他老人家设计了这个精妙的体系，确保了除皇帝外的所有人都只能狐假虎威，却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老虎;老虎只有不想收拾狐狸，却不会不能收拾狐狸。所以，只要朱家子孙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地驾驭汪直、刘瑾、魏忠贤，不必再像汉朝、唐朝那些被宦官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前辈一样生得窝囊、死得憋屈。
可惜这个道理并非人人明白，何况就算人人明白，也没人敢说。于是，在“搞定牛人的必然是更大的牛人”的逻辑下，朱由检的“开门红”不仅拉高了臣民对他的期望值，也拉高了他自己对他的期望值，他变得更加自信。或许，就在拿下魏公公的那一刻，他立下了更远大的志向：朕，要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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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由检是1627年当上皇帝的，但根据惯例，那一年的年号仍是他哥的“天启”，而他做的事情，也多半是收拾魏公公和他的余党。所以，1628年才是新时代的正式开端，朱由检希望他能凭借中兴伟业，让“崇祯元年”彪炳史册。
然而对朱由检来说，“成为中兴之主”可比“收拾魏公公”难得多了：首先，要中兴，就必须先解决华为，哦，不对，是解决后金，可他解决不了后金;其次，他不光解决不了后金，还得努力避免被后金解决——拜多年坚持不懈的折腾所赐，明帝国成功地丢掉了辽东所有的战略优势，万历年间四路大军围殴努尔哈赤的光景一去不再返了。
这种时候，朱由检最需要有真本事、愿意干事、还不怕死的人才，可是放眼望去，符合前两条标准的人还有几个，但符合最后一条的，他能想起来的就只有袁崇焕了。
于是，赋闲在家的袁崇焕被火速召见进京，召见之后，又被火速派往宁远抗金前线。依袁崇焕这货的脾气，对这种工作节奏应该还是比较享受的，不过一到宁远，他也傻了眼：那里的士兵哗变了。
根据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的习惯，听说士兵哗变，长官的画风一般是拍桌大怒：“×他妈，反了这帮家伙了!”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哗变=造反。然而事实上，“哗变”不一定是“造反”，就拿这次宁远的哗变来说，士兵们只是因为四个月没领到军饷，所以罢工而已。当然，比较过分的是，他们把巡抚(省长)和总兵(军分区司令)绑在了谯楼上，扬言领不到钱就不放人。
综合来看，这次哗变大体相当于罢工+讨薪+绑票。
袁崇焕十分震怒——既因为“反了这帮家伙了”，也因为“这帮家伙”居然喝了四个月的西北风。要知道，宁远可是前线，随时要跟敌人拼命的，给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来，何况不给钱!当然，震怒归震怒，袁崇焕的处理措施，还是把当地将领臭骂了一顿，又处分了几个将领，还砍了几个挑头闹事的士兵。
可是该发的钱，最终还是要发的，再不发，负责砍闹事士兵的士兵也该闹事了。当时的局面是：在袁崇焕抵达宁远之前，大家为了赎回人质(巡抚和总兵)，找商人借钱把军饷给发了，但既然是借的钱，就得还;而就在袁崇焕为还钱发愁的时候，锦州和蓟县的士兵又哗变了，原因还是欠饷。
袁崇焕再次震怒，这一次更多是因为朝廷确实不够意思——就算你想让这些人战死沙场，好歹得先保证他们不会饿死沙场吧?于是他给朱由检写信：大哥，你得赶紧给点钱了，不然这事儿我可罩不住。
按常理说，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但一个人的出现，让它看上去很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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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到袁崇焕的来信后，朱由检高度重视，亲自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专题研究发放军饷事宜。在会上，他首先发言：“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然后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这两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大致是：袁崇焕这货跟我说，他五年内就能搞定后金，而且自己不稀罕钱。现在突然说缺钱，几个意思呢?要是宁远前线要钱，咱就给钱，那其他前线都要钱，咋整?
群臣面面相觑。说实话，当时明朝的财政确实很惨淡，户部(财政部)那边都快揭不开锅了，可是京城和各地都有一大堆人要养活，也难怪朱由检犯愁。何况袁崇焕晋见的时候，光顾着吹牛了，也没怎么提钱的事，后来反应过来牛吹得太大，才又上书问朱由检要权、要钱、要人。当时朱由检给过他一些钱，现在又要，朱由检当然奇怪：你要钱，到底是用来发军饷呢，还是用来干别的?
其实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派人去袁崇焕那里审计，查查他到底有多少兵、需要多少开支、之前的钱都花到哪里了，可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明摆着告诉袁崇焕：朝廷不信任你。这当然是不行的，朱由检可以怀疑袁崇焕，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公开地怀疑袁崇焕，但不可以让袁崇焕知道他怀疑他。要知道，信任都是相互的，一旦袁崇焕知道朱由检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会怀疑朱由检的真诚。
可是朱由检既然已经起了疑心，这口气出不来不行。于是，为了让皇帝出气，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了出来：“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
“罗雀掘鼠”是唐代安史之乱中的典故，当时张巡、许远坚守睢阳，被叛军重重围困，粮食吃光了，他们就挖老鼠、捉麻雀吃，宁饿死不投降。所以周延孺这段话的实际意思是：人家张巡到了罗雀掘鼠的地步，士兵也没哗变，你袁崇焕咋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难?就算你不是另有所图，至少也是治军不力吧?
平心而论，这段话说得相当有水平：首先，他并没明说“隐情”究竟是什么，貌似给袁崇焕留了余地;其次，他又处处暗示了“隐情”究竟是什么，所以朱由检听着很舒服——毕竟他就是这样想的。因此一听这话，朱由检立马一拍大腿：“对对对，古人都可以罗雀掘鼠，也没见哗变，今天宁远虽然苦一点，但又何至于到这地步呢?”
就这样，周延儒凭这段话给朱由检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为日后成为首辅打下了基础;袁崇焕则掉进了嫌疑之地，从此他再没能从这个坑中爬出来。
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断定，周延儒是个坏人。当然，《明史》把这货列入了《奸臣传》，可是他为人精明干练，办事也麻利，还做出过不少政绩，对这些，历史也是承认的。大家之所以觉得这货是奸臣，主要在于他特别喜欢逢迎朱由检，甭管朱由检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无原则地赞成：皇上您帅!您说什么都是对的!
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原则呢?就连袁崇焕第一次在宁远带兵的时候(当时还是天启年间)，也给魏忠贤修过生祠，何况是周延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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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值得庆幸的是，“罗雀掘鼠”的对话没有传到宁远前线，否则士兵们一定又哗变：你们叫我们罗雀掘鼠，你们自己怎么不罗雀掘鼠呢?YOU CAN YOU UP啊!
然而，士兵们虽然没听见这话，却也并不开心，原因还是没钱。袁崇焕当然不敢跟士兵说，你们罗雀掘鼠吧，他只能一边来回穿梭于宁远、锦州前线安抚士兵，一边不停地给朝廷写信，让他们赶紧给钱。
这次要钱，袁崇焕又捅了篓子。
按理说，边将问朝廷要军饷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他们既没必要、也不应该关心军饷从哪里出——我就要钱就好了嘛!钱从哪出，那是你们的事，我要是越俎代庖，还惹得你们不高兴，何必呢。
可是袁崇焕不理这一套。在给朝廷的上书里，他屡次“请发内帑(皇帝的私房钱)”，意思非常明确：咱别来回扯犊子了，我知道户部没钱。可是朱由检，你的小金库里有钱啊，从你那里拿点不就完了?
朱由检可不这么想。收到袁崇焕“请发内帑”的上书后，他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这次连周延儒都不用了，直接自己开骂：“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
皇帝发脾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大臣们纷纷……跟着袁崇焕请发内帑。朱由检火更大了：这朝廷上的事儿，到底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怎么我还没让你们掏钱，你们反倒让我掏起钱来?要是什么事都让我掏钱，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然而大臣们也没法子，因为国库真没钱了，那时候又不流行“量化宽松”，不发内帑还能发什么。周延儒只好又出来和稀泥：“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
这番话比上次那番更有水平：第一，兄弟我是替大哥你着想，现在他那边急用钱，这次就给了吧;第二，我说了，这次给钱，是权宜之计，下次肯定不给了，你不用担心后患;第三，我不说“你应该发内帑”，而是说“如果你发内帑，我不敢拦着”，这说明决定权还在你，你不是被臣下逼迫的，面子绝对能留住。
朱由检果然很满意。
袁崇焕可就惨了。虽说这次要来了内帑，解了燃眉之急，可是朱由检已经对他非常不满，甚至不指名地批评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袁崇焕能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士兵，他们自然不会为了“钱”这种小事胡闹，这都是你的错。
然而，袁崇焕正是“待部属如家人父子”的，否则他就没必要为了部属的利益，去惹朱由检不高兴——毕竟他本人的薪水一直在正常发放。事实上，没有做到“待部属如家人父子”的，恰恰是朱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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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朱由检并不是个小气鬼。他或许多疑、忌刻，但并不糊涂，更不贪图珠宝、美女，据说当年全国最牛的网红陈圆圆被送进宫，他都不正眼瞧一下。那他为什么会痛恨“请发内帑”这件事呢?
答案很可能是：在他的逻辑里，他就应该痛恨。
在朱由检看来，他的蓟辽督师和关宁铁骑，就应该饿着肚子为他打仗，就应该以无限的忠勇承担无限的义务，就应该无怨无悔无条件地坚守在岗位上，而他本人，却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换句话说，他朱由检可以不在乎他的内帑，但袁崇焕不可以不在乎;他朱由检怎么花内帑都是分内之事，袁崇焕让他发内帑却僭越了自己的本分。
因为他是皇帝。臣下为君王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他可以享受，但用不着感激。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朱由检的“自私”。他生在那样的家庭，站在那样的位置，面对那样的局面，自然就会有那样的逻辑，没有才是奇怪。何况，比起刘禅(蜀后主)、陈叔宝(陈后主)这些“肉袒出降”的皇帝，朱由检的吊死煤山，又显得有骨气得多——那当然于事无补，但至少为“不和夷狄、不降贼寇，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王朝添上了最后一笔悲壮的注脚。
唯一可惜的是，直到那一刻，朱由检仍然认为一切不幸都是臣民对他不忠造成的，却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忠于他们。他知道“家人父子”的道理，却从未把这个道理用在自己身上。
其实明朝灭亡这笔账，不能都算在朱由检头上，然而当他面对着帝国最后的落日，仍不知道在那漫长而煎熬的十七年统治中，是不是也曾出现过一线曙光，让他可能成为中兴之主。
他不知道，历史也不知道。
公元1644，历史终于用光了最后的耐心。就在朱由检去世后不久，满清铁骑冲破了万里长城第一雄关——山海关，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将席卷中原，埋葬他孜孜以求中兴的大明帝国。可是，清王朝的军队之所以能突破长城，并不是因为城墙上出现了裂痕。
那道真正的裂痕，出现在1628，出现在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