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嘎尔尼访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大众的印象中大清对待英国使节无礼之极，让现代的中国人为祖先的妄自尊大而蒙羞。但是马嘎尔尼本人却对乾隆评价甚高，难道是看走眼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虽然大清摆足了天朝上国的架势，不过乾隆却对双方的差距有了认知因此下令地方官严防河口。受制于当时的世界观，其选择通过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那么结果究竟如何?满清加强的控制在鸦片战争后被一举瓦解，是否缩短了这个王朝的寿命?
鸦片战争前的海关
清朝拥有巨大的版图面积 在通商口岸上也多于明朝
众所周知，清朝被人诟病的除了清初的剃发易服外，就要数闭关锁国了。但是，清朝所谓的锁国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完全闭锁状态，还是留了四个专门的通商口岸。
在清朝的设计中四个口岸分别是:
宁波的浙海关主要负责对东洋贸易，
广州的粤海关主要负责对西洋各国贸易，
厦门的闽海关主要负责对南洋各国贸易，
松江的江海关主要负责对国内沿江口岸贸易。
而排出主要对内的江海关外，其余三个口岸中以粤海关为绝对优势占据了老大的地位。优势有多大呢?
当时中英贸易占据对外贸易额度的70%-80%。而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到1753年为止，英国来华的商船共计189艘，其中粤海关有153艘占据了83%之多。因此粤海关一家独大的日子也被叫做一口通商时代。
位于广东的十三行
那么这种近乎于垄断地位贸易是否给广州和清国带去了丰厚到不可想象利润呢?答案令人跌破眼镜。
在道光十四年也就是英国人闯入黄埔的那一年之前，粤海关一年的收入不过一百六十多万两。而清朝全盛时期有多少年收入呢?七千万两!其中地丁是最重要的收入。道光年间虽然已经出现了衰退，但是也有两千万以上的地丁收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外贸的盈利其实对满清而言根本不足轻重。站在当时人的局限之内看，认为贸易并非必须的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是否是真的因为对外贸易确实无利可图呢?当然不是如此，事实上支撑起后期清朝洋务运动和战争恰恰是海关的税收。因为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已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毁于一旦，地丁税收因此锐减。但是此时仅仅通过海关的税收，清朝每年就有至少三千多万两入账。
可以说通过自由贸易清朝极大地延长了自己的寿命。而对此很多人对海关税收的解读是赫德引进了西式廉政的效果。确实廉政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关键的却不在这里。
鸦片战争在实际上逼迫清朝做了一系列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究竟有何不同?
鸦片战争前十三行门口的船舶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奇怪，既然清朝不是想象中的完全隔绝，腐败问题也并非绝对主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如此巨大的贸易额差距?其实这个关系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和西式的自由贸易的冲突。
在此之前，广州的对外贸易是由广州十三行负责的。这十三行啊可不是如字面意义上的十三家哦，是泛指那些给满清办事的商人的统称。因为满清实在不擅长对外打交道，又害怕外来的力量冲击传统的儒家社会，所以就招募了当地那些有实力的商人和洋人做生意。
拿中国的茶叶来说吧，这是工业革命后中国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但是其贸易的环节堪称繁琐至极。首先由茶商从茶农处购买茶叶，然后再由茶商转运至广州给十三行，最后由十三行在指定地点和洋人贸易。过程多了好多本不必要的程序，极大地迟滞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不说，也让收购成本大增。又恰逢英国本土于1821年颁布了新的贵金属供给标准，导致远东的白银供给量减少，削弱了英国商人的购买力。
这一切的结果自然是让洋商怨声载道，吃朝廷饭的十三行赚的彭满钵满。而满清也如愿以偿地隔绝了自己的人民和西方资本的联系，将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满足了其控制欲。
位于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舶
贸易的地点和额度受到朝廷的限制，无疑让习惯了亚当斯密理论的英国人极其反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战胜后对土地和赔款的要求不高，却对通商和贸易极其执着。《江宁条约》规定了：勿论与何商交易，悉听其便。
这无疑彻底宣告了了旧有制度的彻底破产。此后十三行算是走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之中，洋商可以直接和茶商交易而不再需要通过满清制定的行商了。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城镇办起了茶栈，根据市场的要求和茶叶的品质对其进行分类，由此又诞生出了许多茶叶加工厂。广州因此变得比一口通商时期更为强大了。
清代的茶叶生产
广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
19世纪初的广州
虽然贸易变得自由了，但是制度上的便利并不能完全抵消人心之间的隔阂。
广东福建一带民风本就强悍，加上哪怕是建国之后几十年的破坏也没能摧毁的宗族制度。这一切使得广东人极其排外，从今天已经进入普通话的“鬼佬”、“鬼妹”等词我们不难窥测出以前的广东人对洋人是个什么态度。
有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官府本身虽然无法对自由贸易的协定做出更改，但是私下却默许了当地居民对英国人居住地或者商铺的打砸。结果极其恶劣，远渡重洋来到远东的英国人本就强悍，刀枪护身是标准配置，严重的时候会直接导致中国居民被枪杀。
但是英国人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干架的，而是来发财做生意的。反正条约规定的开放口岸不止你广州一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恰逢长毛和曾剃头两大杀星扫荡了大江以南，原本富庶的江南被洗劫一空，苏州市区人口甚至到今天都没有恢复。上海市却因为洋枪队的保护幸免于难，结果集聚了江南富户和财富的上海迅速发展起来。
原本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广州其实相较于上海更有优势。而且毕竟打交道时间久了，广东的商人其实比江南人更加擅长和洋人对话，这从早年的上海工商业几乎被粤商垄断就能看出。
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码头
当然，上海有个好，也就是至今被全国人民痛骂的“崇洋媚外”。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对洋人不排斥。为了安全更是大量住进租界里，导致清朝原本想要实施的种族隔离破产(注：租界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居民大多为中国人)。英国人自然不是傻瓜，相比起冒着被人打砸的危险去为广州还是转去上海更为划算一些。
结果到了1900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惊人的一亿六千万两之多，约为清朝全盛时期年收入的两倍还多，让人不得不感叹海关贸易的利润之大。如果不是满清自己作大死最后将海关抵押出去的话，或许清朝还能续上个几年。
19世纪末的上海外滩码头
结论
大规模鸦片贸易实际上是对外贸管控的一种反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国家管控下的贸易终究是畸形的。清朝虽然是被迫放开的管制，但是清朝却因为败于洋人而获得了远胜以往的财政收入，最终得以开展改革，极大地延长了王朝寿命。
有了海关的收入之后，清朝更是大肆扩充自己的武备。左宗棠能够平定新疆也是因为海关关税的抵押，让其成功借到了外债。从这方面说开放的口岸维护了中国的国家统一，是是实实在在的大功德。
没有增加的海关收入就没有左宗棠的成功西征
同时客观地说，广州离欧洲人的据点更近，和南洋的英国商人贸易更便捷不说，广东商人也不乏会点英语的。而且就外贸而言上海这种内河港口本不应该有机会的。因为时代越是往后，船只的载重越大，尤其是蒸汽取代风力作为动能之后更是如此。而上海滩之所以叫滩，就是因为没有深水港口，无法接纳过大的船只，这无疑限制了港口吞吐量。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到洋山港的建立才得以解决。所以按理来说两地之间本不存在可比性。
但是因为广东人的排他性，导致英国人最后决定放弃这个据点，转而去了上海。最终在民国的时候上海成了远东第一城，而广州则持续沉沦，至今依旧只是一线中的小弟，再不复一口通商时代的霸权位置。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贸易总量而言，广州依旧比闭锁垄断时期要多得多。1900年的广州贸易额度只有上海的五分之一不到为3000万两，不过比起半个多世纪前那依旧是爆出了银河系了。
时至今日，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果当初清朝在一开始就放开所有限制，同时针对毒品严查的话，或许一切都可以避免吧。但是很可惜历史不会重来，只会不断告诉今天的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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