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日本，尤其最初几天，还是很能满足虚荣心的。陌生人的客气谁不爱?无处不在的鞠躬、微笑、谦卑、礼让，真的非常受用(虽是人家之常态，你不妨视之为尊崇嘛)。
几天后，满足感递减，烦恼随之而来——礼数周全如我者，总归要还礼。就算不必效仿他们鞠一个如同背了门板的躬，但频繁地还礼本身也是我不情愿的。我只想享受礼仪，不想太“麻烦”自己。人性如此吧。
还有，我在中国总是守时，遵规，礼让，讲公德，这么做其实也很能满足虚荣心，因为它稀缺，而到了日本，人尽如此，我勉强才达到人家的及格线，做文明人成了有付出没回馈的事。这种不爽，挥之不去。
以上并不是一己的孤例。身边经常去日本的朋友大多会说，偶尔去体验一下是享受，呆久了真受罪，规矩太多，压抑。
从正常人性去揣度，日本人或许也希望“人人彬彬有礼，唯我例外”。如此政治不正确的想法，谁有勇气说出来?
孔孟之道认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只要稍加教化，或者说只要不学坏，都能够克己复礼。这样的观念，导致了东亚文明体系的道德错位。正所谓伪善哪儿都有，此处格外多。
其实人之初无所谓善恶，只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既懒得给别人鞠躬，也不愿向行为准则低头，但是，为了适应群居生活，每个人都要舍弃一些自由，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天然的或恒久的良民，并不存在。
前些日子去冲绳听说，日本本岛的“良民”非常喜欢到冲绳，过一种可以迟到、可以抢红灯、可以放肆一点点的日子，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对这种“反常”感兴趣，很希望透过高度文明的幻像，看到它的副作用到底什么样。
我想，既然“礼”不是出于本性，一个人每遵守一次规矩，每鞠一个躬、陪一个笑颜，都是做了一次不情愿的功吧，这边做的功多一点，那边加在内心的压抑就多一点。商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有它对“礼”的要求，传统文化有它对“礼”的要求，普天之下，日本这几方面都可谓接近极致，他们做的不情愿的功，实在太多了。
得益于腾讯文化频道的支持，著名作家阎连科带着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班的作家们，刚刚完成了半个月的日本游学，我请教阎先生对日本人的总体印象，他提到了“太强的仪式感”。他的评价本身不含褒贬，但存有怀疑：日本的文明是不是过于形式化?是不是超出了必须?
客人已经背身离去，有教养的做法是对着背影也要鞠躬。在日本，不礼貌是不可原谅的，给别人添麻烦是可耻的，不守规矩是被鄙夷的，哪怕一个幼童，也要时时生活在“礼”的复杂的规训中。使用筷子，用餐礼仪之一，禁忌就不止十条，比如不能搁置在碗盘上，不能舔筷子，不能插入食物(即使它圆且滑)，不能连续夹菜……
人处于现代生活中，要享受它的便捷舒适，就要忍受它对你的规训，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最好这种忍受很适量，刚好能维持社会的运转。在日本，我总觉得“礼”大大超出了它实际的意义，而且严重地形式大于内容。同样道理，顾及他人的感受，这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道德准则，但发展得过了头，顾及就完全程式化了，请问，谁来顾及那个处处唯唯诺诺的灵魂的自我感受?
我不喜欢“变态”这个词，就说成“非常态”吧。以他者眼光来看，日本的“非常态”现象真多啊。该岛国色情产业发达，街头游戏厅火爆，如果说这些“情绪出口”还不算什么，那么，随处可见的醉卧街头或仰天长啸，发生率很高的地铁性骚扰、偷窥和电话骚扰，总该归为“非常态”吧，这些是否可以看作压抑的副产品?更不要说日本一直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了。
凡此种种，仅用工作压力大是无法解释的。旅居日本十多年的王东留意到一个现象：日本人选择跃轨自杀的比例非常高(东京地区平均每天超过一例)，而且很多自杀者会选在交通枢纽、高峰时段。当人们结束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绝不给他人“添麻烦”的一生，以这种制造麻烦的方式最后报复一下，真是让人唏嘘。
我第一次夜间去居酒屋，是在东京六本木附近。嘎吱嘎吱踩着木楼梯上去时，我恍然到了北京的簋街——呛人的烟味儿，放肆的说笑，酒瓶墩到桌子上的响声，没想到的是，阁楼上是完全封闭的空间，而且，里面基本都是穿着职业装的日本人。
女孩儿们端起大只的酒杯，男人们则扯开领带，解开领口和袖口的纽扣，那个“去他妈的礼仪”的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当时也在想，这里的某个人，稍后会在寂寞街头醉卧或狂啸吗?
日本人很喜欢一个人去K歌，几年前，我在东京更是看到一种很像公共电话亭的单人K歌房，一个紧挨一个，透明而局促的空间，但隔音很好，于是就呈现了一个人声音被消掉、扯着嗓子扭曲着脸歇斯底里的诡异画面，那可不是正常的享受歌唱的神情。后来听说，这种“ONE卡拉OK”非常受欢迎。好吧，但愿更多的人以这种方式得以排解压抑。
还真的不是酸葡萄心理，对于日本，我越来越吝啬对其礼仪和秩序的赞美了。
每次在城市里路过吸烟点的时候，看着烟民规规矩矩地聚集在狭小的区域，像认真地完成一项任务，加之日本人特有的谦恭姿态和神情，就如同他们做了错事一样，甚至要招人同情了。
算多愁善感吗?我总是想，一种文明形态，如果在高度繁盛、高度规范的表象下，却是以极大地压抑本性为代价的，人的痛苦是不是远甚于蒙昧而野蛮的时代?
我的作家朋友柴春芽，移居日本已有一段时间了，他的一双儿女在小学和幼儿园接受教育。我问他，日本的教育理念更强调的是尊重天性还是遵守规则，他说当然是后者，孩子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各种行为规范，事无巨细。
对日本人的处境每多一分了解，我就对自己的判断多一分确信——日本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儒教国家。
大和民族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从西方世界学科学，学民主，学现代管理，有样学样，直到有一天看起来做得比师傅还像样。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之一，是更多地顺应人的天性，这在其基础教育环节体现得非常充分，自爱和自我满足不受压抑的人，发自内心的博爱才更有可能性。而在日本，“礼”依然是负担，是外在规训，人们从小就接受充满仪式感的表演训练。
柴春芽进行中的作品，就是借助久居日本的那些外国人的眼睛打量日本，西方人大卫对他说：“这是一个幽暗且幽暗的国家，有许多幽暗的角落。人们生活在谎言中。整个日本，富丽堂皇，像迪士尼一样，但在华美的帘幕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大卫说的谎言，我想不是表面意义的谎言，而是全民族的人格分裂，是一种“表演礼仪”的集体无意识。我不会去评判一种文明的好坏，那是愚蠢的，只是想让自己看到文明的更多面相，以及它的宿命——从文化基因而言，日本还没有完成“脱亚入欧”，也不大可能完成。
我们常评价说，日本已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也许，道德教化上是个例外。它像一个孤绝的文明发展的范例——过分的道德近于非道德，对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有点奢侈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