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银行”与苏维埃货币
为了生存，共产党也得抓起枪杆子，抓枪杆子也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汉口用银元武昌用法币，特务股长李强用小划子渡江炒汇，为党赚了一桶金。
革命需要钱!各地武装起义的红军，纷纷把作战收缴的财物换成黄金，千里迢迢送到中央。穷人的政党靠不上财东，就只能全党凑份子了。中央这边确实缺钱，隐身上海租界，不租个大房子就不能瞒过外国巡捕。1931年，江苏省委书记陈云接手负责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用几千元本钱开办了二十几个小铺子，不但完成秘密联络点的任务，还为党赚了钱。共产国际大加赞赏——以前这种联络点都是赔钱经营。
共产党也得会赚钱。陈云这个擅长经营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共的经济专家。
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意外缴获105万大洋。当年，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进城也发了横财，这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吃光花尽就垮台。但毛泽东得财不存私房不发赏金，全部交给中央银行。这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毛泽民。别以为书生出身的毛泽东讨厌钱，毛主席和毛行长千方百计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革命的目标是建国，国家的财源必须源源不断，那就要用钱生钱。这用钱生钱的外贸，不但能赚钱，还建立了统战关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是苏区的外贸伙伴，在红军突围长征时秘密放水。
长征，那是一次被迫突然的大逃亡。10万红军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上万公里，这征途大军怎么供给?大侠上路不怕没钱，杀富济贫我来也，可红军不是独行侠，一支大军的供给必须依靠大组织。红军专设一个没收征发委员会，供给部长林伯渠主任，银行行长毛泽民副主任，沿路没收官僚资产征收土豪浮财。财主们闻风而藏，纷纷把财产转移深埋，不肯给红军留下多少。幸亏毛行长预先准备，国家银行的金库也随军长征了。银行积累的黄金和银元分到各军团，由部队分别背走。毛行长身边还有个“扁担银行”，上百副担子担着巨额的黄金银元和纸币。
红军打下遵义城，毛泽东发起路线讨论，从此掌控中共的方向。就在这时，毛泽民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行货币。红军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分到货币形式的津贴，可以手里拿着钱到集市购买急需的毛巾和胶鞋，还能下饭馆打打牙祭。商家和百姓拿到这些苏维埃货币怎么办?毛泽民设立了几十个兑换点，用红军缴获的食盐和香烟收兑货币。
货币需要流通，这流通搞活了红军的行军生活和驻地经济，也给共产党和红军留下极好的信誉。二三十年以后，还有各地百姓拿着红军货币找新政权兑换，这些收藏人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掌天下。
遵义会议是改写中共历史的重要会议，遵义发钞，也是中共经济史上不该忽略的生花妙笔。
“熊老板”的钱袋子
党的钱来得不容易，经办人员无不格外谨慎。特别会计熊瑾玎掌管着南方局的全部经费，手里有钱，人称“熊老板”。熊老板有个特别的钱包，一只长布袋绕在左手腕上，袋口始终攥在手中。这握钱的手握得极紧，女儿突发高烧需要打针，可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要10元，熊瑾玎自己没有闲钱，手里掌握大量公款，但就是不肯挪用。这一耽误，女儿不幸病亡。后来，熊瑾玎又一个女儿病了，毛泽东从延安发电报到重庆，组织上拨款治疗!
尽管共产党人极其俭朴，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红军对俘虏的技术军官特殊优待，电台台长王铮月薪50元，是总司令的10倍。八路军优待外来知识分子，从大上海来的艺术家严寄洲，津贴7元半，比贺龙司令高两元半。
秘送钱币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经济极其困窘，国民党中央不但停发军饷，还封锁棉布医药等物资。毛泽东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生产要有周期，供给却一天都不能停，毛泽东又调来特科老将南汉宸当财政厅长。南汉宸出手就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又让张道吾开拓定边的盐池，很快扭转了困局。各根据地知道中央困难，也尽力支援。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
上海，毛泽民接到大笔外汇，偷偷换成金子，金戒指压扁，金条装箱，亲自提着箱子上火车。西安，身着少将军装的叶剑英亲自进站迎接，国民党特务不敢拦截。延安，黄土窑洞也能收到外国洋货，海外华侨资助了药品和X光仪器。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离，去过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如今也要夹带金条。董老的西装里面有个特制的马甲，这马甲的暗袋能装金条，地下党的积蓄要带到延安支援军队作战。
内战在即，李先念的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困，急需物资支援。邯郸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手里恰好有钱，刚刚缴获了大批法币。直飞北平的美军飞机，装上45个大箱子，美方正在调处中国的国共冲突，有义务派飞机运送中共谈判代表。接到箱子的叶剑英又派专人押运，再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送到武汉。这45箱法币放在解放区是废纸，到了国统区就换成物资，保障了中原部队突围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