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5年1月张春桥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从来不穿军装，以示他同叶剑英等军队老同志的区别。他知道军队、枪杆子重要，虽然不懂军事、不穿军装也到总政上任。3月1日，张春桥召开全军政治部主任座谈会，在会上突然拿出一本书《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从苏联尤金的《哲学小辞典》中选编的。同时他引用毛泽东1959年讲的几句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然后借题发挥，说：“林彪也犯了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他以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林彪为名，实际上是针对富有斗争、领导经验的老同志。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在文中，也如法炮制，断章取义引用毛泽东1959年的这几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3月21日姚文元向新华社发指令：“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效果好。”一时间北京、上海各报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甚嚣尘上。
同时，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求印发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讲话。4月4日江青接见工人代表，专门介绍张春桥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事后认为讲得不全面，特别电话加发补充，讲得更露骨：“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
4月1日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4期发表。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给江青极大鼓舞。她也不甘寂寞，将毛泽东1974年秋“不要由你组阁”的批示置于脑后，跟王洪文商议，分工找政治局委员谈谈政治局的领导问题。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手术后，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江青看不起王洪文，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但是“四人帮”在政治局是少数，此时，她要借势扩大自己和“四人帮”在政治局的影响，或进一步夺取政治局的领导权。由此可见她野心之大，虽然对国务院组阁失败，现在反而又要过问政治局的领导问题。
02
1975年4月8日晚，江青约苏振华到钓鱼台17号楼谈话。江青开门见山：
最近，我跟王洪文商量，我们分工找政治局同志谈谈政治局的领导问题，我负责找登奎、锡联同志和你谈。洪文同志找政治局其他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谈。
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不议军后，有一段时间政治局的政治生活有些改善，开会讨论问题比较活跃。最近一段时间政治局学习理论、讨论国际问题，又不重视了，除春桥、文元和我发表意见外，其他同志很少发言。过去登奎、锡联和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能动脑筋发表意见，四届人大以后，你们也不发言了，是什么原因?政治局生活不正常。
苏振华对江青这席话很有意见，认为她只是政治局一般成员，却把自己摆在政治局之上，这将毛主席、周恩来、叶剑英等副主席置于何地?顾及她的特殊身份，苏振华只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苏振华说：一是我在医院动手术，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了解情况少。二是自己水平很低，参加政治局会议，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努力学习。江青打断苏振华的话：你说的不全面，应当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苏也很不客气地说：我在政治局当先生，我教谁呀?
江青见苏振华态度强硬，就稍有缓和，说：要敢于思想交锋。现在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洪文、小平同志主持。洪文同志有人捧他，我提醒他后，他学习理论比较注意了。江青见苏沉默不语，话锋一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多，他不爱务虚。我对小平同志两点意见，第一政治局要经常议国际问题，小平同志同意。对日本、葡萄牙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我向主席写过信，送过材料。第二要总参整理国际的材料和印制国际地图。小平同志说总参二部、三部正在整顿，现在没有力量整国际方面的材料。小平同志管总参不经过他不好办。主席说小平同志路线对头的时候好合作，路线不对头的时候不好合作，他曾犯过对主席闹独立王国的错误。
江青又说：学习理论很重要，不学习要变修，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又说：主席的秘书过去是招待员，文化水平很低，国际地图都看不懂。但政治经济学我是行家，我每天要看60000字材料，从中选用有用材料送主席看。
最后，江青又提出让苏振华选编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整理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的历史资料，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语录。
苏振华婉言回绝：编印整理这些资料是大事，马列主义理论自己懂得很少，国际知识知道得就更少。而且海军的工作很多，也忙不过来，又没有搞理论的专门机构，这个任务我担当不了。春桥、文元管理论工作，建议请他们抓。
谈话结束时，江青送给苏振华一首诗和三份学习材料。对于苏振华的拒绝，江青悻悻然十分不满。
江青
4月14日晚，王洪文出面找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谈话。王洪文又提出同样的要求。苏振华还是拒绝。王洪文碰了壁，借口要去江青那儿审查电影，就先走了。
苏振华深感这两次谈话不正常，他说：“政治局负责同志找政治局成员谈谈工作是正常和有好处的，但是，我感到江青同志同我的谈话、有些问题是不应当和我谈的，是不正常的。”他及时向周总理、叶剑英、邓小平报告了这两次谈话的情况。
苏振华汇报的情况，引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注意和警觉。1974年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让她组阁，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要过问“政治局领导问题”。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提出反对走后门。现在开展学习理论，他们又提出要反对经验主义。他们口头上高喊毛泽东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总夹带私货，批经验主义的舆论造得很大，火点得很旺。这与江青过问、解决“政治局领导问题”的图谋是一致的。
张春桥、江青“反对经验主义”这种提法，事先并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多数同志认为现在问题不是经验主义，而是极“左”。现在的任务不是批判经验主义，而是整顿。如果以批经验主义为主，正在进行的整顿就会停止，甚至倒退。大家看出他们名为批经验主义，实际是攻击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同志，攻击国务院。但是“四人帮”拿着毛泽东过去讲的话大做文章，只有毛泽东本人出来讲话、批评，才能制止“四人帮”这种错误的做法。怎样才能让毛泽东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03
4月1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会见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外宾走后，邓小平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过了三天，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政治局多数同志早想刹住“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歪风，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心中大喜，在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要求将毛泽东批示发下去，为此和“四人帮”发生争吵。这是政治局第一次在会上批评“四人帮”。而苏振华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所反映的情况，正是这场斗争的导火索。正因为此，后来1976年4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毛泽东就特别告诉毛远新不要叶剑英和苏振华参加会议。苏振华经常住在西山，和叶剑英的住所相邻。那时形势急转直下，面对不理解的孩子们，苏振华说：“你们要相信我们老的。你们谁都不准在外面乱说话，坏了我们的事。”
这段历史，因苏振华于1979年早逝而鲜为人知。
毛泽东得知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后，1975年5月3日晚10时3刻，在中南海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特地从医院赶来开会。因为久不见面，毛泽东同政治局成员们一一握手，并对每个人都讲几句话。此时他的眼睛因白内障只能模模糊糊看到每个人的轮廓，但是他仍能从动作、声音，准确地辨识出每一个人。他握着苏振华的手时，特地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随即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苏振华回答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他也伸出用无名指作比。
大家落座后，毛泽东讲话，尖锐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宗派活动。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个人称为“四人帮”。“四人帮”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同时，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有没有。”
04
5月12日，周恩来在305医院找苏振华谈了一次话。6月5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又和苏振华谈话一小时。
6月3日晚，政治局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开会批评“四人帮”。苏振华发言说：王洪文对会议要讲明白的问题，特别是“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讲明白，实际上做了一遍解释，同主席多次严肃指出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苏振华还就江青、王洪文找他谈话提出批评，他说：本来，政治局负责同志找政治局成员谈工作是正常的，有好处的，但有些话是不应当说的。像编印毛主席和马列文章这样的大事，应向主席或常委提出建议。苏振华当面的揭露批评，使江青恼羞成怒，她暴跳如雷，大声吼叫，“你不要挑拨!”
苏振华
深夜归来，苏振华不能平静，深深感到斗争的严重和复杂。经过深思熟虑，6月5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
主席多次提到“四人帮”的问题，是有调查研究和根据的，而且对这个问题讲得很严肃。我对主席的话坚信不疑，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但是，某些同志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有的问题的实质说颠倒了。
信中直接揭露江青4月8日找他的谈话内容，说：
江青同志同我谈话，有些问题是不应当和我谈的，是不正常的，因此，我向总理、剑英、小平三位副主席谈了江青同志和我谈话的情况，同时，我在政治局会议发言时也提到江青、洪文找我谈话的问题……我说这样大的事情，应当向主席报告或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我认为找我这样的人个别谈是不适当的。……
最后表示自己将按毛泽东的要求，同“四人帮”斗争到底。同时，还附寄了江青另有用意抄录的一首诗。
苏振华亲自把写好的信先送叶剑英、邓小平和周恩来审阅，邓小平在个别地方亲笔作了修改。他们同意信的内容，但周恩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会干扰毛泽东处理“四人帮”的部署，提出暂不要送交毛泽东。6月3日后，王洪文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在政治局的压力下，做了检查。 6月28日，江青在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压力下终于交出了第一份书面检讨。
苏振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对“四人帮”搞的反经验主义以及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落实干部政策等做法，又在海军组织开展了严肃的批判。
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此从1975年7月开始，邓小平正式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泽东的干预、周恩来领导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斗争，挫败了江青要解决“政治局的领导问题”的企图，保证政治局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手中，为粉碎“四人帮”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