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讲，“面对战争中不可预见性，优秀指挥员必备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在和平时期一个也看不出来，但在战争时期是绝对管用。第一，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第二，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勇气。前面是智慧，后面是勇气。在战争中才能完成这样的选择，才能激发出在平常、在公开、在审视、在公布，大家提意见，也不能发现的潜在的区别。”
韩先楚
韩先楚没有读过《战争论》，也不知道克劳塞维茨这种理论，但他绝对是一个在黑暗中可以发现微光并且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我军杰出将领。虽然对他的宣扬不是很多，但在1955年我军授衔的上将中，他的作战效能最为突出。许世友也讲过，最佩服韩先楚。1950年海南岛战役，如果没有韩先楚“一意孤行”的决心，现在哪里会有什么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啊，什么到海南买房子、到三亚晒太阳，想都不要想了。
当年海南岛战役发起的时候非常危险，离朝鲜战争爆发非常近了，而当时我们不知道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要爆发、6月27日美军第七舰队要割断台湾海峡。如果我们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不能拿下海南岛，美军同样还会割断琼州海峡。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还要加上海南岛问题了。
我们真是从险境边缘走过来，擦着边走过来，这主要是韩先楚这样的战将积极求战的意识和毛泽东、林彪对这一风险作战方案的有力支持，使新中国避免了一场几乎难以避免的灾难。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从正在访问的苏联发回电报，通知海南岛作战前线的将领，作战计划推迟，“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原定春节前后解决，但由于1949年10月三野攻击金门失利、11月攻击登步岛失利，两次渡海作战失利，损失不小。有鉴于此，毛主席特别指示四野打海南岛要特别注意，渡海登岛作战跟过去国内战争完全不一样，要特别谨慎，等登陆艇到，不要着急，所以作战计划推迟。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领导的广东军政委员会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布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至6月份。这就向危险极大地靠近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晓6月25日朝鲜战争要爆发。
2月9日，邓华任司令、担任主攻海南岛的15兵团报告军委，“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基本意思就是6月份不一定行，年底之前解决就不错。广东军政委员会推迟到6月份作战的设想都很危险，更不用说15兵团要推迟到1950年底了，真到那个时候，肯定黄花菜都凉了。
问题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毛主席都不知道，更何况我们这些前线指挥员。毛主席一直到1950年5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才知道他们要行动。一开始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
15兵团的两个军——43军和40军，对作战时间推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43军军长李作鹏回去按照上级要求传达到团以上主官，作战时间推迟;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没有按照上级要求传达，把推迟作战指示压在军里，要求部队依然照原定的3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韩先楚这样做是违反上级党委规定的。规定要将指示传达到团以上主官，韩先楚一个都不传达，就军党委少数人知道，部队不传达。当时15兵团致电军委：“我们意见，以购买登陆艇为好，争取买100艘，有可能则买200艘，每艘平均20万港元，共4000万港元”;“渡海作战为新问题，困难很多，但还有办法，目前主要是钱的问题”。
韩先楚认为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装备问题。3月20日，韩先楚致电15兵团及四野司令部：“主力渡海登陆作战估计无大问题。”主动请战。为什么要这样?4月份的季风是顺风顺水，一旦错过，就只有9月份的季风了，间隔五个月。韩先楚不知道朝鲜战争要爆发，但他感觉错过4月份季风要等五个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夜长梦多，所以能早一些一定要早一些。当然他也把问题看简单了。
毛主席要求推迟，四野司令部的林彪同意推迟，广东军政委员会的叶帅要求推迟，15兵团司令邓华要求推迟，四级领导在上面，韩先楚一个军长说要打就打了?所以电报上去不见回音，无人理睬。
3月31日，韩先楚以40军党委名义致电15兵团，“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照样没人理睬。到4月7日再发电报的时候，40军政委都不愿与他连署了，韩先楚自己署名，分别致电15兵团、四野、军委，要求立即发起海南岛战役，“如43军未准备好，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他一个军就能把它打下来!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建议，最后甚至越级建议，强烈表现出韩先楚求战之咄咄逼人。当然韩先楚也不是简单的鲁莽，你看他的电报同时致15兵团、四野、军委，他知道兵团肯定不同意，军委在没有前方同意时也不好越俎代庖，他主要是发给在武汉的林彪，先说服林彪，再通过林彪说服毛主席。他抓住了指挥的要害。
韩先楚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积极求战呢?像我们今天拍电影一样，全军将士欢呼雀跃，决心书请战书一大堆吗?不是。当时40军也是牢骚怪话满天飞，很多干部说：“韩副司令，你就干15兵团副司令多好，兼什么40军军长呀，你这一兼，我们都要跟你革命到底——革命到海底去了。”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别的部队都在转业复员，干部到地方当乡长、镇长，回去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支部队还在打仗，很可能要牺牲在黎明时刻，最后一拨儿倒下的很可能是他们。而且渡海登岛作战前面没有胜利的例子，金门登岛作战，三个团上去，结果全部牺牲;登步岛作战损失也不小，连登步岛都没拿回来。这些事实对官兵影响不小，感到牺牲的可能性很大，想往后推，等好装备来。部队笼罩着强烈的畏惧渡海作战情绪。
这种情绪不要说一般的官兵，40军参谋长宁贤文的自伤更是明证。他说“特务把我打伤了”，但警卫员说：“我保证我的首长不被特务打伤，但他怎么伤的，我也不知道。”宁贤文这位40军的虎将，在韩先楚当第三纵队司令的时候，是下面三个师长之一，三个师长中优先提到参谋长。但这员虎将在大海前、在登岛作战前打怵了，拿石头自己把自己砸伤，想躲避战斗，不上前线。尤其是宁贤文看见毛主席的指示电报，认为金门作战失利的很大原因就是师指挥班子没有上去，上去的三个团各自为战，最后统一协调也不是很好。
毛主席要求，海南岛作战要吸取教训，第一拨儿登岛部队军指挥班子必须上去。宁贤文明白，韩先楚军长积极求战，自己又是军参谋长，毛主席要求军指挥班子第一拨儿要上去，那么自己肯定得上去。他害怕了，把自己弄伤，最后被撤了40军参谋长的职务。大战在即出这样的问题，对部队能没有影响?韩先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仍然积极主战，强烈主战。我们从来不否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更不能否认关键时刻领导者是中流砥柱。没有这样的中流砥柱，听大家的意见，听班子的意见，听群众的意见，大家都说不打，领导也觉得不能打，都要推迟，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过去说过，万幸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今天还要加一句：万幸有韩先楚这样的战将。4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大举强渡作战命令。韩先楚的电报说服了林彪，林彪说服了毛主席，通知四野15兵团立即实施。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43军因传达过作战时间推迟，大家都松下来了，已来不及做好准备，船也不够，水手也不够，第一拨儿只能凑一个半团登岛。40军因韩先楚事先不传达，各级不知道作战计划推迟，都在抓紧准备，结果第一拨儿六个团登岛，韩先楚率先登岛。军的指挥班子里他第一个登岛。
挑选第一拨儿登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时候，韩先楚自己讲也算伤了心。都是过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那一刻好像有很多干部他都不认识了。他把眼睛扫到哪里，那里的人就把脑袋低下来，回避他的目光。很明显，他们都不想第一拨儿上去。金门作战第一拨儿上去的一个都没回来，这种阴影不可能不影响海南岛作战。没人报名，韩先楚第一个报。
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第一拨儿上船、第一拨儿登岛的军事主官，就是15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政治主官是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登船的时候，我们有的团干部说忘带了东西，有的说下去上个厕所，船发了，也不见他们回来。越看这种现象，你越能知道韩先楚坚决求战、率先登岛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后来登岛作战进展神速，很快海南岛全境解放。
照海南岛解放纪念照，原来没登岛的全上去了，密密麻麻站了很多人。40军117师师长邓岳气得要死，说，“一照相，这些人就都来了，还好意思站在前面“”。邓岳不照，不愿跟这些人一起照。韩先楚说：“老邓啊，照吧，胜利了，大家都好，照照照。”韩先楚从来不计较这些，胜利了，大家都好，过去的事就过去，不再计较。一句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韩先楚不屈不挠的果敢，使新中国成功回避了一次险境，实现了当局也不迷。
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第七舰队隔断台湾海峡。
这是多么危险的历史节点，充分展现军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可贵。对海南岛作战，我们惯常的总结是，军委领导正确，前方部署得当，部队作战英勇。里面的精彩点在哪里?胜败的转折点、枢纽点在哪里?人的作用在哪里?主官的作用在哪里?主官的意志在哪里?还是林彪讲的那句话：“战术有千百条，头一条就是肯打。”离开了“肯打”，纵然理论妙笔生花，也全是白扯。离开“肯打”，一切皆空。
而韩先楚的最大特点就是肯打，如林彪所说，是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心。一名指挥员，一名将军，若是没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心，而只有强烈的要求提拔的企图心，绝对不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和将军。韩先楚作为我军的杰出战将，你看他，脱掉军装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本色。这些农民出身的将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熔炉中熬炼成战效能非常高、战场感觉非常好的杰出战将。
看看他的战绩：
1946年5月，东北战场最困难的时候，发起鞍海战役，开创东北歼敌一个师战场起义先例。
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开创东北战场一仗全歼一个师。当时韩先楚是纵队副司令，纵队司令都说：撤。他说：“要撤，你们撤。”硬是把敌军25师包围了，敌人又把我们包围了，不迅速把敌人吃掉，我们就完了。这时候，大家都觉得不行了，韩先楚说：“要走，你们走。”他这时候是副司令，把司令的家都当了。结果全歼25师，生擒师长李正谊(上图)。
1947年3月，四保临江，开创一仗全歼敌一个精锐师又一个团。1947年冬季，奇袭威沿铺。奇袭威沿铺，到现在都是我们保留的攻势作战的战役战例。1948-1949年，参加平津、辽沈、两广战役。1950年，推动海南岛战役，提前发动、率先登岛。
1952年7月--1953年4月，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党委常委，兼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
1951年1月，指挥志愿军3个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有个段子，说一个老同志到了汉城：“你怎么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怎么来的汉城?”回答说：“老子以前就来过，是开坦克来的。”那次，韩先楚是开坦克去的。
美第八军军长沃克中将(上图)、美军著名的将领，欧洲战场第四装甲军军长，以迅猛强悍出名，有“猛狗”的称号。1950年12月23日，在韩先楚指挥的38军追击下，翻车身亡。朝鲜人民军说，我们把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打死的。美国人回忆，志愿军追的太紧了，逃跑的时候吉普车翻沟里去了，摔死的。我经常讲，韩先楚是杰出的将领。后来很多人采访他，请他讲作战要能、作战技能、致胜要点。韩先楚认识的字都不是很多，我觉得正因为这样韩先楚没有任何的理论的羁绊，他讲的话非常实在、非常直接，就是一句话，“对手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多么强有力的语言!背后支撑的是多么强有力的个性!我们今天的将军，如果只是说“对手不知道我的温柔”，“对手不知道我的和谐”，“对手不知道我的顾全大局”，还算真正意义上的将军吗?当年汉高祖刘邦感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韩先楚就是这样的猛士。
韩先楚从朝鲜战场回来，毛主席要他到福州军区当司令。他不想去。福州军区是三野的部队，他不熟悉，没有指挥过。毛主席说，不想去也要去。毛主席就是要把一个解放海南岛的人放在福州当司令，让台湾方面看看，打下海南岛的人，现在到了他们当面。这就是领袖的用人方略。你说威慑仅仅是一些兵器吗?仅仅是东风-316、巨浪-27、东风-218吗?在这里我们看到，指挥员也是威慑，人也是威慑。毛主席把韩先楚放在福州就是威慑，这真是指挥员的最大效能、最高荣耀。
军旅作家朱苏进写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描述类似韩先楚这些将军：“差不多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是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为了出仕为将才慨然从戎的。这就使他们的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彻底性。在他们身上，浓浓地聚集着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血缘的精神内涵。必须深刻地理解他们，研究他们，欣赏他们，然后才可能正确地继承他们。”这句话多好啊，“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
我们今天的选择太多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选择太多，退路太多，我们难成大器。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愿去一线部队，不想去前方，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英勇了，就怕死了，而是因为我们的晋升机会、优异待遇大量存在于后方。到前方谁知道我啊?谁记得我啊?在总部、在首长身边，机关知道我，首长知道我。
韩先楚等老一代战将，他们背水一战，他们一意孤行，他们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终成大器。他们是为求生，而不是坦然从容的出世为将。这就是他们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的彻底性。他们身上浓浓的凝聚着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血缘的精神内涵。必须深刻地理解他们，研究他们，信仰他们，然后才可能正确的继承他们。今天我们讲军事教育、军事训练，要研究和关注过去那些老一代战将是怎么冲杀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后取之不尽的财富，是我们的军事教育取之不尽的财富!
附：韩先楚生平折叠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1]。
土地革命
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2]。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3]。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28日，红25军沿河南叶县、方城边界西进，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
抗日时期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韩先楚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1938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将领。
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解放战争
1945年8月 韩先楚，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6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
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中，韩先楚指挥五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南北联系。
建国之后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一代名将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三万关东子弟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跨海进击海南岛!
1950年4月17日，韩先楚胜利抢滩海南临高角，开始冲击国民党军队。
1952年7月--1953年4月，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党委常委兼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
1953年4月--1954年2月，任中南军区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66年5月--1967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7年5月--1968年8月，任福建省军管会主任。
1968年8月--1973年12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历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书记，曾兼任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80年5月)。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1987年5月18日，红安县城举行隆重仪式，将韩先楚的骨灰安放在红安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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