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参加革命，战争年代有功的开国中将邱会作，由于在“文革”中紧跟林彪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他的人生起伏给人以镜鉴。
受党恩情深重
1914年4月15日，邱会作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他家只有一点儿薄田，尽管家里贫穷，父亲仍然送邱会作读过两年书，使他粗通文字。
20世纪20年代后期，江西兴国成为红军的红色区域，穷苦农民获得解放。1929年，15岁的邱会作与哥哥邱会佳一起参加红军。当年兴国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8万多青壮年参加红军，是江西参加红军最多的县。1934年4月，邱会作的哥哥邱会佳在广昌战役中牺牲，是红军烈士。
邱会作参加红军后，编入红5军团，在瑞金城郊受过短期军事训练。红军担负宣传群众的任务，每到驻地，邱会作也和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当众讲话，开始时他脸红，讲不出几句话就害羞讲不下去了，后来经过锻炼，他讲话干脆利落，生动活泼，道理深入浅出，并且用当地口音，大家爱听。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宣传才干，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工作积极，写墙报、刷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样样都能组织得起来，进步很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中有学习之风，邱会作在红军中以爱读书出名，打仗也很勇敢。1932年红5军团打进赣州却被敌人包围、反击，身体瘦弱的邱会作手拿一把大刀，冲在最前边与敌人肉搏，砍敌十余人，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战后，组织让他担任红5军团的宣传队队长。邱会作担任这个职务时还不到20岁。
1932年秋，邱会作被送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8个月的时间里，他学到了不少理论和军事知识，还学习了财务知识。他学习刻苦，训练成绩好，被指定担任模范班的班长，成为文武双全的学员。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瑞金红军总部供给部担任会计兼机要统计员，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食等绝对机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因此，他外出办事，组织都特派警卫跟随。不久，组织上任命他为红军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
邱会作在1981年受审时，在最后陈述阶段所宣读的《认罪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他说的是实情。实际上邱家五代人中，他自己受到共产党的恩情是最重的。
后勤一把好手
邱会作在工农红军学校学习时就展现出计算和记数字的特长，不论什么数字听一遍就能记住，并准确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关系。邱会作管理物品的能力也很强，凡是他经手的物品，分配、保管，井井有条，丝毫不差。组织调他到总供给部工作也是用其所长。在军委总供给部，他既做供给工作，又做政治思想工作，他的善于宣传、计算、管理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中革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好，被中革军委领导视为后勤一把好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邱会作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仍做后勤工作。红军长征，物资供应困难更大。失去根据地，每天行军的数万红军，吃饭、穿衣、武器弹药都难以为继，但邱会作还是想尽办法解决。以解决鞋子为例，邱会作的解决方法是：后勤的同志负责收集打草鞋的草，分发给红军战士，教红军战士打草鞋。宿营后，战士睡觉前必须打两双草鞋，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穿上一双，带上一双，路上鞋坏了，就换上另一双。再以解决粮食为例，邱会作每到一地都向老乡了解什么野菜、野果能吃，搞后勤的和战士一起挖野菜充饥。同时，他尽力征购粮食。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搞到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但在极其艰难的草地行军中，这些青稞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在异常艰苦的长征中邱会作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不多吃一粒粮，不多占一分钱。分配物资也按规定办，不讲人情。在生死关头他也表现出高风亮节。长征时，他把自己省下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公用，救了不少伤员。长征中邱会作负伤，组织准备留他在当地老乡家养病，但他坚持拖着病体跟部队走，实在走不动，就拿出自己积攒的津贴请老乡背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背了三天赶上了部队。长征结束时他的腿都烂了，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仍强挺着站在红军队伍中，可见他信念之坚定。
受到林彪重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仍然做后勤工作。由于他工作干得很好，加上部队扩大，他的职务也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成为我军的高级干部。新四军成立后，中央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经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长，独任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延安整风时，他曾回延安学习。他抓紧时间读书，每当讨论时，都能讲得有条有理，较为深刻。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一次见到他，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马克思”。由于邱会作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1945年被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这一年，他31岁。1946年，中央任命邱会作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热中地委书记，不久又调他担任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党支部副书记。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林彪麾下工作，由此与林彪结缘。
◆解放军四野8纵政委邱会作（前排左二）与部分师领导合影。
林彪用人，重才干，能力不强的绝对不用。邱会作到东北后，既能带兵打仗，又能做后勤工作，还能做政治工作，很快就被林彪看上了。另外，邱会作的一些爱好也与林彪差不多。林彪平时手不释卷，而邱会作也酷爱读书。林彪爱动脑，邱会作爱思考，很多难题他总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林彪生活俭朴，邱会作也一样俭朴。林彪从不跳舞，更不交际，邱会作和他一样，不跳舞也爱不交际。因此，林彪很重视他，提拔他。并且，林彪看出邱会作有军事才干，在当年东北战事正紧，急需高级军事指挥员时，把他用在军事指挥上。邱会作到东北时间不长，林彪就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四野前身）第8纵队政委。纵队相当军级。8纵政委，就是军政委。但他这个军政委与其他政委不同，林彪指定他为军事决定者，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成为四野名将
8纵是东北我军新扩充的部队，全部是东北籍新战士，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不足，多数有恋家思想。邱会作上任后，严抓军事训练，并且提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的口号，做士兵思想工作，效果明显。8纵很快就成为东北我军劲旅。
8纵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9月上旬就打了一场大仗——与9纵一起在锦西的杨家杖子歼敌三个师大部，共15000多人。紧接着，又于9月底，与9纵协同作战，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与7纵、9纵一起，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50师两个团，解放黑山，攻克阜新。接着，8纵单独包围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总之，8纵一建立就纵横黑土地，连打四仗，屡建奇功。辽沈战役期间，8纵是攻打锦州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作战中，邱会作精心谋划、决策、部署，打锦州，8纵率先攻入城内，打得有声有色，是解放锦州的主力。在随后的解放沈阳战役中，8纵也是最早攻入城中的部队。
◆解放军四野8纵政委邱会作（右4）与135师领导，在辽沈战役中。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8纵就急行军入关，迅速包围天津、塘沽之敌，并承担强攻天津的任务。1949年1月14日，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此役，邱会作所率8纵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1949年春我军统一编制时，东北野战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属之8纵改编为第45军，邱会作担任45军政委，地位仍然是实际的“一把手”。他随即率部南下，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战功显赫。南下途中，部队行至离他家乡仅一百华里的地方，由于战事紧急，他只站在高坡上用望远镜向家乡方向看了看，没有回去，继续率部追击敌人。在战火中，邱会作所率8纵成为一支能打善战的部队，邱会作也声名大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看重他，认为他与李作鹏、韩先楚等人不同，具有能打仗、会做政治工作、善于搞后勤的全面性，是四野难得的一员名将。邱会作工作认真细致，军事、政治、后勤他统筹兼顾，又安排十分妥当，部下在他领导下工作，既省心又顺利，因此，同事们心情愉快，和他关系也很好。
屡次受到提拔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缺干部，军队很多做政治工作的干部转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但组织上却没有让担任军政委的邱会作到地方任职，而是仍留他在部队中工作。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实际上是部队军事指挥者之一，是善于打仗的战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除了能打仗外，还会做政治工作和军队后勤、经济工作。南方初定，需要他这样的人才统一做军政工作。还有一个因素：他年轻，建国时刚35岁。
邱会作留在部队，仍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很赏识他。经林彪推荐，中央批准，邱会作屡受提拔，先后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5年，41岁的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是较为年轻的中将。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撤职，林彪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部长，是主管军队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林彪信任的邱会作也从此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1959年，邱会作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这四个头衔哪一个都分量很重，意味着邱会作已进入中央军委枢要，并且有实权。
邱会作担子最重的工作是军队后勤。他当总后部长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军队经费缺口很大。邱会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夜思考，想了包括节约、调剂、定量等很多办法，但可以记上史册的办法是部队生产自救。他号召各部队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办家属工厂，他还亲自抓了城西湖、牛田洋等几个农场的典型，供其他部队学习，部队除军事任务外的大生产很快就在全军开展。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但是军队不仅无一人饿死，无一人浮肿，还向国家上缴20个亿资金救济地方。邱会作自己也觉得这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于1966年初主持起草了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送林彪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总后经验很重视，也由此想到了更广泛的问题，于当年5月7日复信林彪，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史称“五七指示”。
邱会作的工作得到中央肯定。6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邱会作是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是个很称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工作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终生感恩林彪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邱会作在总后也受到冲击，是林彪出面保护了他，让他继续担任此前的职务，因此，邱会作终生感激林彪。
邱会作感激林彪，不仅表现在他一切都听林彪的话上，还表现在他积极为林彪“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邱会作和他老婆双双出面找人谈话给林彪子女选对象，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物资、交通工具，内查外调，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
邱会作在“文革”初受到了冲击，但他被保出来，又担任重要职务后，在当时极“左”政治氛围下，做了许多攻击诬陷老干部的事情。他原本很尊敬朱德，“文革”中却在一次讲话中攻击朱德，说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整理成记录稿后，邱会作批示用机密件印发。1967年6月，邱会作领导下的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写了诬陷徐向前的材料，还以“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总后造反派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总后造反派还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邱会作纵容放任总后造反派迫害原总后政委李聚奎，总后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迫害，汤平、傅连暲被迫害致死。
邱会作领导下的总后勤部在“文革”中攻击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后勤部还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印发一万多册。总后勤部成了军队中搞“文革”最积极的单位。
1968年中央筹备开九大时，筹备组拟定进政治局人员名单中有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有意见，曾提出要把五个人中最后一个邱会作去掉。毛泽东经权衡，保留了邱会作。这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邱会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当年，林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先请示叶群，向叶群汇报，然后由叶群根据情况，向林彪汇报。邱会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叶群，然后经叶群向林彪谈。他虽然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在军委办事组，邱会作一切都要听叶群的。军委办事组开会，都是先听叶群讲，然后再由他们讨论落实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现了这一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四个人都要经过叶群？
坚持不下贼船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提出天才论。邱会作紧跟林彪，于8月24日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他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引起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义愤。毛泽东发现苗头不对，于8月25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此时，邱会作明白了毛泽东与林彪有分歧。但他决定紧跟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一些人写检查。邱会作写的检查，强调的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毛泽东看出他是往陈伯达身上推，也没有过分追究。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只写将邱会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报告，适当处理。
◆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在一起。
但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很重视。林彪却一句检讨也没有。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指出了这件事，并且提到了“三要三不要”和“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到林彪的几个“大将”时，毛泽东也点了邱会作的名。在北京的邱会作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知道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此时他下林彪的“船”还来得及，但是他却决心跟林彪跟到底，不下船。
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专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爆炸，林彪、叶群和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此事发生后，邱会作十分吃惊，中央给他看有关材料时，他一言不发。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中央不能不处理他。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邱会作离职反省。29日中央为此特意发出通知。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认罪态度较好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
邱会作受审时态度比较好，对法庭指控的罪行，他都承认。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
◆特别法庭上的邱会作。
邱会作态度较好，还表现在他对法庭调查的事实，主动交待和承认上。法庭在调查时，邱会作在法庭上承认，他在总后勤部迫害干部457名，制造了17个冤案，被迫害的军职以上干部有26名，其中4人致死，受株连的有950多人。邱会作承认他直接给叶群写信，诬陷过许多干部是“彭、黄、洪留下的那班人”，还私设监狱，私自动用刑具，包括压杠子，戴手铐等，残酷迫害总后勤部的许多干部。他还当众向受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汤平副部长的妻子刘伯音请罪。受害者家属和旁听者都很感动。邱会作写了一个《认罪书》当庭宣读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我的罪行事实的法庭调查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在调查中，我对自己的罪行加深了认识。我犯了罪，应当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对我的审判是严肃法纪、伸张正义的正确措施。”“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行做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我从小参加了革命，党培养了我，重用过我。我犯罪之前跟党走过来了，今后仍要跟着党活下去。我的决心就是：认罪服法，跟党走到底！”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从他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日算起，一日折抵一日刑期，因此，邱会作在被判处16年徒刑时，就已经服刑近10年了，他还有6年多一点的服刑期。
晚年生活安宁
邱会作判刑不久，于1981年9月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他住的房子，四周很安静。他可以看报、看书、看电视，上级还给他派了工作人员照顾他的生活。后来，他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80年代初，妻子胡敏得到平反，恢复军职，关系在总后，属师职干部。这样，他家收入也多了一些。
◆邱会作晚年生活照。
1987年9月，邱会作服刑期满，公安部门送来释放证，同年10月公安部在西安派出所给他报了户口，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后来随着物价上涨，他家生活很不宽裕。90年代初，组织上将邱会作夫妇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中央给他安排了一个主管单位。主管单位的负责人，经常去看望他，逢年过节，还派人送去一些副食品，经常问他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没有。但邱会作对自己要求较严格，从不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1992年，邱会作的生活费涨到每月1500元，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从此他家生活条件好转。
邱会作晚年仍然保持爱学习的习惯，除读自己的书外，还订几份报纸阅读。后来他经济拮据，不订报了，就向左邻右舍借书借报读，他“快借、快读、快还”，邻居都愿意借书、报给他。他一家和邻居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读书读报爱做笔记，记的有纳米技术等高科技知识，有古代的历史典故，有文昌鱼是始祖鱼等生物常识，还有对时政的分析思考。他晚年常练书法，还进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时间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以此追忆战争年代艰苦岁月。邱会作平时看电视，除了新闻联播必看之外，就是喜欢看战争年代题材的电视剧和影片。看到这些电视剧和影片，邱会作都会回忆起战争年代的事情，常常使他感慨万千。
邱会作从军几十年，一直保持军人气质，年过八旬，坐立仍然腰杆笔直，他虽然不再穿军装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仍然注意军人仪表，衣着整齐，干净、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风纪扣紧扣，帽子端正，走路挺胸、昂头、收腹，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废话不多。但毕竟年事已高，他也经常生病。凡生病住院，他都住在军队医院，医院医护人员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2001年底他生了一场大病，被接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医治。2002年7月18日医治无效，在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