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十月，咸阳城内一片肃穆，再也没有了“秦王扫六合”时天下之主的尊荣。
此刻的刘邦大军，已经在蓝田击败秦军主力，进入武关，到达灞上。劝子婴投降的刘邦使者已进至孤城咸阳，秦国一统六国后的第三位君主子婴，血液里早已失去了“虎狼之君”的气魄，殊死的反抗未必能够拯救秦国，子婴无奈地选择投降。子婴用绳子绑缚住自己，坐上由白马驾驶的白色马车，身着死者葬礼所穿的白色装束，并携带着皇帝御用的玉玺和兵符，在轵道亲自到刘邦军前投降。
曾经气吞山河、不可一世的秦朝国君形象在子婴跪下投降的那一刻起灰飞烟灭，那一刻，秦国国君只配跪在地上，倾听作为成功者的刘邦高声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仅在数十年前尚可秋风般掠过神州大地的秦国战旗如今只剩下残破的一角，这一切都在昭示着，秦亡了!曾经令六国闻风丧胆、莫敢平视的秦亡了!
历史的眼光独特而雄浑，四年前如果不是因为宫廷斗争而使秦国后期的超一流战将蒙恬凄然折翅，横扫六国的虎狼之师也不至于落魄到如此田地。当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章邯在巨鹿向项羽投降时，帝国的命运在那时已有定局，因为帝国的一流战将一个都不剩了，失去支柱的帝国只能接受轰然倒塌的命运。只是短短的四年前，秦始皇巡游会稽途中患病，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
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在那时，帝国还看不出有一丝要走向灭亡的迹象，所以赐死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巨大的损失，当然更不会考虑他能够对帝国的存亡产生多大的作用。
蒙恬作为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涌现出来的超一流战将，立下的军功也绝对算是超一流的军功。秦国兼并天下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黄河南岸地区，自榆中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借着天险，设置要塞，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
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蒙恬驻守上郡十多年，威震匈奴。因而留下了”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不巧传说。试想一下，当面对波涛汹涌的起义军时，统帅秦军的除了章邯还有蒙恬，还能使得起义军进入关中，进逼咸阳吗?
历史不会上演假设，只会冰冷地叙述事实。从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六世的艰苦创业，到秦始皇到达国力顶峰时的傲视群雄，这其中离不开白起、王翦等超一流战将的不断涌现。从秦始皇时的帝国鼎盛到秦子婴时的帝国骤亡，这其中离不开蒙恬等战将的含冤折翅。成也战将，败也战将，对于秦国这样被称为“虎狼之邦”的国家，一旦失去了超一流的战将，其核心统治力便要不可避免地衰竭，国家走向坟墓便是不可逆转的结局。
公元756年，长安城已是一片岌岌可危之势，随着重镇潼关的失陷，长安失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唐玄宗到勤政楼颁下亲征诏书，众人都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外面对此一无所知。安史大军日渐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
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天子就这样狼狈地走向了艰难的逃亡之路，盛世由他开创，乱世自他而起，一面使唐朝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盛，一面使唐朝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战乱。暮年的天子却要亲手埋葬自己青春时的成功，这是一种何等的辛酸。
平定安史之乱尚未展开大型的决定性战役，唐军的三名战将——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便被唐玄宗以不同形式送上了死路，经此一举，唐军开元年间锻造出的实战型高级将领折损过半，潼关失守、长安失陷便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六年前，唐军中一名超一流战将的凄然离世似乎已经对唐朝的悲惨遭遇作出了某种回应。
七年前，唐玄宗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经权衡后又转任为汉东郡太守。仅一年后，王忠嗣暴死，终年四十五岁。这是英雄战将的凄楚晚年，与凄楚晚年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战将少年得志的青春岁月。
开元二年，父亲王海宾战死于武阶之战中。王忠嗣作为忠臣遗孤被接入宫中抚养，唐玄宗收为养子，赐名忠嗣，常与日后成为唐肃宗的李亨一起游玩。有一次，唐玄宗和他谈论兵法，应对纵横，深得玄宗欣赏，受到唐玄宗“尔后必为良将”的赞誉。
开元十八年，离开宫廷出任兵马使，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在玉川战役中以三百轻骑偷袭吐蕃，斩敌数千，吐蕃赞普仓皇逃走，后接替王晊担任陇右节度使。开元二十六年，北伐契丹，率十万骑兵，北出雁门关，于桑干河三战三捷，奚和契丹联军全军覆没。天宝初年，大败突厥叶护部落，取乌苏米施可汗首级至长安。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吐蕃死伤数万人，两王子阵亡，使吐谷浑降唐。官至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封清源县公。
得意与失意只在一个转折——石堡城事件，石堡城依山而建，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要攻克此城，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此处，战将与帝王的意志发生了激烈碰撞，毫无意外是帝王的意志压倒一切。政敌李林甫也借题发挥，一场野心家有预谋的政治打压，彻底结束了唐军最优秀将领的政治生命。
当安史之乱混乱的厮杀声埋没昔日街市上热闹的叫卖声时，一个时代的悲剧就此上演了。叛军将李唐的江山掀了个底朝天，如果唐玄宗当时没留住郭子仪、李光弼两名战将，唐军的平叛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还很难说。经过七年又两个月的平叛战争，疲弊的唐军终于稳定了昔日的政权，但昔日的繁华场面早已在战争中化为了云烟。
叛·乱虽已平定，但潘镇割据的怪胎又诞生出来，成为困扰唐王朝余生的梦魇。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权威和军事权威一落千丈，失去了超一流战将的唐军像是丢掉魂魄一样疲弊不振，在内部不能打消潘镇将军们的势力，在外部无法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大唐盛世就这样葬送在了历史的风尘中，接受着人们的声声叹息。
卓越的作战型将领始终是一个国家底牌中的底牌，一个国家可能会谦虚地表示自己的管理型将领剩余，但从来不会骄傲地回答自己的作战型将领够用。一个企业，如果它的经营水平还不如管理水平，那它就可以准备倒闭了;一个政党，如果它的执政水平还不如管理水平，那它就可以准备垮台了;一支军队，如果它的实战水平还不如管理水平，那它就可以准备投降了。和平之世，人们不会去审视卓越实战型将领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沧海横流之时，这些人才会将他们中流砥柱的一面昭告世人。
盛世最大的危机在于没有对危机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于没有为危机的到来铸造更多的支柱型人才。在历史上，几年前还是歌舞升平的太平之世，几年后就沦落为死尸遍地的大乱之道，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失去超一流的战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扭转命运的底牌，而超一流的战将则是底牌中的底牌。中国的军队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家对于管理型的将领，更多的是尊敬，而对于实战型的将领，更多的是崇拜。
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几千年过去了，人们记住的往往只是那些指挥千军万马、为国家利益豪情厮杀的实战型将领，而不是当年检查卫生、准备粮草的管理型将领。
战将，要成为中国底牌中的底牌，而这样的人物往往也只是屈指可数的个位数，但只要有这样的个位数存在，现代崛起的中国就绝不会重蹈历史上的覆辙。
当下的中国已是和平之世，多年后的中国必将迎来鼎盛之世，希望战将折翅永远只是历史的典故，而不是现实的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