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江西抚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抚州发现了 42 座明清时期墓葬，基本确定为汤显祖家族的墓地。
尽管没多少有价值的出土文物，汤氏墓地还是立刻被称为江西省「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遗存，和近年大热的海昏侯墓相提并论。
汤显祖的墓地甚至不是第一次被发现。直至1960年代，它的位置都清楚无疑，1957 年还曾有过修缮。但文革时期，汤墓遭严重破坏，所在土地被工厂占用，从此不知所踪。该工厂去年 11 月被拆除后，汤墓便重见天日。
不过，这种情节平淡至极的考古故事，虽然影视改编的潜力有限，却代表着考古工作的一般规律。
能不挖的就不挖
虽然在盗墓小说中，考古发掘往往被调侃为「官方盗墓」，但在现实中，与自由不羁、贼不走空的摸金校尉不同，考古学家即使掌握古迹的位置，也要遵循「能不挖的就不挖」的原则，不能恣意下手。
在历史遗存丰富的地区，考古学家短期内不可能发掘所有的遗存。如果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盲目发掘往往还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即使是科学性的考古发掘，也会对历史遗存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因此，诸多教训后，考古学者通常都会避免主动发掘，即使是地面上存在明显标志的考古遗存，也不能轻易发掘。
即使是晚期墓葬，发掘时也须注意社会伦理问题，避免「挖人祖坟」。
对于确有必要发掘的遗址，考古学界则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和记录发掘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以免遗漏任何历史信息。
在什么情况下，考古学者会有必要挖开一处古代遗址?
不得不挖了才挖
在更多情况下，考古发掘其实是不得不挖。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的建设高潮开始，中国文物管理部门就一直要求，考古发掘要遵守「两重两利」方针。
无论是考古研究机构、文物管理部门还是各高校的考古教学与实习，都必须按照这一方针选择发掘地点、制定发掘计划、组织发掘工作。
又比如汤显祖家族墓群，自 20 世纪以来就已多次遭到毁坏。直到 2016 年，抚州市为了推进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过程而拆除了建于上世纪的制冰厂，汤氏家族墓群才又重新被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
当然，除了被动的配合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以外，在保护条件成熟且确有需要时，考古部门也会出于对一些考古课题进行研究的目的而展开有针对性的主动发掘。
那么，这些主动发掘的地点又是怎样确定的呢?
洛阳铲仍是最佳探测工具
考古学家会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关考古研究成果及文物普查记录等研究基础确定考古调查的区域范围。
接着在确定的区域内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踏查，在地面上寻找古代人类生活的痕迹。很多人类遗存会因为后期的自然破坏和人类活动在地表显露一些痕迹。
沟坎断崖、农田、砖瓦窑等动土较多的地方，以及水源地、河岸等古代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都是发现古代人类活动痕迹的常见地点。
考古学家会根据观察到的遗存痕迹、地面遗物的密度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发掘地点的选择。
在一些调查项目中，航空遥感技术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采用高空拍照、热红外遥感等技术，通过植被标志、阴影标志等依据就能观察到古代遗存在地表上的一些反映。
在这一阶段，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有时能够帮助考古学家确定地下遗存的位置。例如以地下遗存的磁异常为依据的磁法探测、以地下遗存导电性差异为依据的电阻率法探测、以电磁波在不同物质中传播时路径和强度的变化为依据的电磁法探测等方法，都是考古学家常用的物探手段。
理论上讲，这些物探技术具有不损伤遗存、劳动强度小、节省时间等优势，但因为各自探测原理的限制，这些物探技术只能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探测到某些地下遗物的存在，却无法探测出整体上反映人类活动痕迹的土质土色变化以及地层中的细小包含物。
这些物探技术在运用过程中，还很容易受到现代磁场和近现代遗物等因素的干扰，因此现实中成功的实例并不多见。
相比之下，用「洛阳铲」简单直接的「探铲钻探」仍然是目前考古工作中最有效的探测手段。
▍探铲的铲头锋利且有一定重量，考古工作者用铲头在地面上钻一个小孔，利用其惯性不断凿深，探取土样，其铲柄可以根据钻探深度不断续接。
在选定了具体的发掘位置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制定详细的发掘计划，并向有关部门申请正式发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大量的前期工作来确定地下遗存的位置，但遗存的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在发掘过程中才能逐步呈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家也并不清楚他们要发掘的到底会是足以评上「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的重重要遗迹，还是一座无名氏的墓葬 M1。不过，除了某些热情高涨的实习生，冷静的考古工作者都很清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是后者。
同样不能预知的，是地下文物的价值。当然，考古学家所关心的，一定是文物的学术研究价值。至于文物的市场行情，通常是另一批人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