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
今日的人们容易观察到，最近十多年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兴起”的现象。这种复杂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被认为与“后革命时代”政治与文化意识向传统的某种回归有关，即民族主义思潮涉及精神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被视为与“大国崛起”的经验事实相辅相成。不管怎样，这种现象在内外两种秩序上构成了一部分人不安的根源——具有如此巨大体量的中国，如果以“民族主义”为社会秩序建构的正当性基础，那么它将给自身和世界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依据民族主义的历史与一般原理来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对于20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狂飙所带来的暴力，人们记忆犹新。如果说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是人们基于民族主义对中国的误解，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慎重对待当下外部世界的这种忧虑。
与“民族主义”这个说法相对，“民族精神”这一说法似乎得到了善意的使用与接受，尽管其内涵同样并不明晰。显然，在弥补因革命，即因与过去历史的决裂而带来的意义空虚这一点上，民族精神是一个有效的提法，它可以为民族认同、为人们的共同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导引与心理能量。它所涵带的道德、救赎与希望，构成了共同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意义与动力源泉。人们可以不谈论动辄带有负面意义的民族主义，但却无法对民族精神视而不见。这种对民族精神的召唤正意味着当下流行的民族主义言论的一种困境。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得到了呈现：人们所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为何物？迄今为止关于民族主义的经验与理论，可否直接用于当下中国自身？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思考这个民族的精神？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与特质进行具体分析。本文不拟进入此一政治史与思想史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是要直接面对现象背后的根本问题：如何在这个大变革时代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与重建安身立命之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让人们忧心匆匆的“民族主义”无法安顿这个民族的精神。在这种根本的心理意识驱动下，当下各种关于民族的叙述——从主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述到知识界的相关言论、再到庶民的一般情绪表达——应运而生。作为社会事实，这些论述影响并建构着中国现时代的民族精神。
在新近兴起的事关民族的叙事中，“天下主义”或“新天下主义”显示了特定新意。它一方面诉诸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哲学，试图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它着力阐述这种文化本源的非民族主义性格，旨在克服当下民族主义思潮的褊狭。由于这种论述所呈现的普遍主义意涵，部分学者以“世界主义”来展开论述，并认为“中国的世界主义大致也就是天下主义”。这些论述可称之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下世界秩序的“贡献论”，构成了一种对民族精神的提升与导引。
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即“新世界主义”，在这个关于民族精神叙事的光谱上，有着特定的位置。但不同于上述各种基于中国优良传统的“天下主义”的“贡献论”，本文所言的新世界主义的主旨，在于为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方案；或者说，在某种自我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成就一种真正的民族精神。这种有待实现的、因而内涵尚不明朗的“民族精神”，首先是指一种健全的自我意识，一种可引导民族共同体基于其特定的历史路径走向世界文明前沿位置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
新世界主义：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
显然，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生活的组织形式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坚硬内核。一方面，从个体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到社会福祉的提供，民族国家依然左右着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质量。民族国家与个体生活的这种真实关系，正是它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组织者，自民族国家与他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然而，问题同样在于此：正是民族国家的这些经验事实，让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对自我生活关注的这种本能如果失去节制与平衡，将导向狭隘乃至危险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而后者正是民族主义在历史及当下为人所批评之处。
因此，如何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课题。这个课题要求我们思考如下两个具体问题：（1）如何构想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2）中国的高速成长将导致世界秩序发生怎样的变化？无需说，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期待一种更为自由、公正、繁荣的世界社会的生成。基于这种考量，“新世界主义”的如下视角可谓不证自明：未来的中国自身以及世界的秩序，将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具体过程中得到建构。这种将中国—世界相互关系置入民族精神的“新世界主义”构想，有其固有的理论与经验基础（后述）。在这种互动中，已然为人类文明发展所证明的基本原理，诸如自由、平等、环境等，将构成中国发展的主要精神养分与材料。
与此同时，中国在其自身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关于世界正义的理念，将为世界秩序的生成提供一种校正性力量——只有在这种对世界史进程的参与进程中，“中国”才能最终成就其珍视有加的理念。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强力地推进了诸民族国家的相互交流，从而加速了全球世界主义化的进程。不过，在当下世界社会中残存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依然是显见的事实。因此，中国对于世界秩序建构的参与，在克服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各种“自民族中心主义”封闭性叙事上，将首先展现其现实的意义。“新世界主义”正是试图将这一进程加以重新的理论化。如果说大变革时期中国民族精神的具体内涵，正是有待探索与建构的核心问题，那么新世界主义的主旨正是揭示这种工作的方向、路径与目标。
因此，新世界主义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如何处理包括“（新）天下主义”在内的各种民族精神叙事所指涉的根本问题：这个重新得到展现与实现的“中国”及其文化精神，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点并非不证自明。前文提到的“中国文明的贡献论”与“中国崛起的威胁论”的尖锐对立，正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的巨大分歧。新世界主义要对此作出回答。基于本文提出的“新世界主义”的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些或深刻或浅薄、或乐观或悲观的论述，在认识形成上均呈现出操切之失。未来世界的面貌，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结构的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主体行动——如果我们预测到某种光明的前景，那么我们就要激发自身将这种前景现实化的动力；相反，如果预判未来的世界社会前景暗淡，我们就有必要将这种包含历史与当下认知的困境刻画出来，借以探寻规避这种前景的路径。新世界主义正是致力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进程的科学认知。这种认知意味着“新世界主义”将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互动模式，最终为主体，亦即作为一种生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提供一种与其道德、与其共同体生活相符的民族精神。
新世界主义的经验现实：全球化与世界主义化
在世界层面上，新世界主义的可欲性有着特定的现实基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以及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构成了我们探讨民族精神存在形式的根本条件与前提。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置身其中的全球化经验事实的感知与承认，已然构成了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解毒剂——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机遇，都在这一进程当中。因此，民族精神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这种全球化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
关于全球化的状况及其世界史意义，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因其对社会事实与社会世界的敏感，给我们的认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原因在于，“社会学凭借诸多良好的原因允许一种授予特权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直接介入‘现实性’。就此而言，必须清晰地强调社会的现实性、日常的解释与科学观察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所倡导的“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的主体保障。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只有基于一种全球的共同视野，才能真正地将我们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即现实的“世界主义化”揭示出来。对这个事实的任何暧昧不清的认知与论述，将导致我们在行动上的南辕北辙。无需说，关于全球化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在诸多的论述中，贝克从“风险”、从关乎人们生活的一般结构性的要素出发的论述，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社会的普遍性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间的传统冲突虽然得到了相对有效的控制，但一种新型的风险随之出现，他对此有精准的论述：“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按照跨国的内部逻辑形成的，任何控制这些风险的尝试都将导致全球性冲突和争论。”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这样，问题就呈现在人们所面对的事实与对事实的认知、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上。“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与世界主义化之间的关系变得相互矛盾起来：社会的结构和进程正在世界主义化，与之相比，有关国家的公理体系的知识却保持着偏见……因此，现在所见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即空间、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已然不复存在——尽管（世界）主义的新型组织形式还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贝克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与全球化进程，已然瓦解了“民族国家”自行其是的社会条件，因此他倡导“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从跨越边界与全球性的角度对世界社会的现象进行分析。
事实上，贝克的观点还可以向前推进一步：“民族国家”的社会条件，即“空间、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性”的不复存在并非是二战后的新局面；这些条件最初就是方法论，即“方法论的国家主义”的假设——它通过假定这些“统一性”来认知和观察世界。我们所知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世界主义化正通过动摇这个方法论所建构的真理体系，从而面对作为人类史自身的全球化状况。
当然，历史地看，“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在促进诸民族、国家的自立与相互竞争上，发挥了积极的功用，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它展示了先天性的痼疾——人类相互联系的社会属性被一种政治意识和现实政策割裂开来；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本质联系与人为割裂之间所蓄积的能量与暴力的爆发。这种自我毁灭性的经验，让贝克下面的说法变得不言自明：“在自我意识中受到威胁的民族面对为什么和何去何从的问题犹豫不决和积弱多病，这个问题只能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在共同行动中予以回答。”这种对“共同行动”的追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史与文明史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新世界主义”共有了贝克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即现实世界要求一种世界主义的认知框架；进一步而言，只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诸如“国家间纷争”、“环境”、“人权”等诸多问题。新世界主义在其构想的深处，有着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考量。贝克的这种论述，如同所有世界主义论者都会言及的一样，有着西欧固有的知识与思想传统。到了近代，随着国际法的快速发展与重建世界和平的努力，圣皮埃尔神父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1713年）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1795年）被认为是这种重新复兴的世界主义的先驱。不过贝克的论述的特征，更在于他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重新认识。如上文所述，全球化这一社会世界的根本性事实要求人们进行“认识论的转换”，因而在全新的经验基础上再次激活了世界主义的思想与认知传统。
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我们可观察到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的世界主义化进程。事实上，正是在将自身世界化的进程中，相应的国家成为全球文明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的发展道路为人们提供了富有典型特征的模式——如何从一种绝对的种族与民族主义，转变为全球化与文明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从结论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过融入欧洲与美国的国策，将自身的安全、繁荣与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驱动力量当中，从而获得了卓越的成效。意味深长的是，德国的“民族精神”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解放与安排。就此而言，贝克发表“世界主义者宣言”，呼吁建立“世界主义党”，可理解为这种精神的现实表达。当下欧洲“重建世界主义”的思想潮流，与这种经验息息相关。
新世界主义的中国根基：经验与思想
在世界社会认识上，本文的“新世界主义”共享了贝克的经验与理论分析；但出于下述三个方面的特殊考虑，新世界主义不同于贝克所言的“世界主义”，而获得了“新”的意涵与特征。这三个方面是：（1）现代中国的巨大规模及其发展问题；（2）20世纪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想传统；（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快速成长因其巨大的规模而具有了全新的世界史意义，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论及。这里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社会的融入，正在大幅度地改变全球化的面貌。因此，这种在时空上因其规模巨大而容易让我们无视的结构属性，构成了我们观察、分析与思考中国—世界关系的前提。依据贝克的“全球危机社会”——全球的生态、经济与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的危机——的观点来看，全球危机自身所释放的“全球性原动力”，因中国这一巨大的共同体的融入而得到巨幅的增加。因此，“中国”这个全球化的新的推动者、这个新的动力源，只有纳入世界主义化的框架当中，其性格与发展路径才能得到恰当的认知。
事实上，仍然处于建构中的“中华民族”自身，包括我们正在问题化的“民族精神”，首先是迄今为止的世界进程自身的产物。这种起源自身正意味着“新世界主义”与当下流传的民族主义观念无关；它只关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正义的具体实现方案。因此，与此前基于理想主义构想的“大同主义”、“天下主义”不同，它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个体的思索，而是基于全球性力量演变趋势的一种集体性运动。中国正因其巨大的体量，正在对这种全球化、对这种世界主义化进程时刻发生着影响。因此，中国只有将自身置于这个世界主义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自身，才能持续获得问题解决的动力——首先是追寻更文明生活的共同体精神动力。
第二，新世界主义试图正面回应其中国思想起源问题。众所周知，“世界主义”通常被视为“cosmopolitanism”的对应说法，“新世界主义”则容易被理解为这种思想的演变，从而强化了这一思想资源的外源性特征。但另一方面，“世界”这个说法为汉语中的固有说法。如果注意到“天下”、“王道”、“大同”的思想，注意到中国被视为“最古老的世界国”、有着“超国家主义”的思想传统（戴季陶、梁漱溟等语），注意到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初对世界主义的呼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思想传统在当下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个思想脉络上，今日对新世界主义的探讨，构成了我们对民族先贤的呼应；新世界主义是中国思想固有的传统，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更重要的是，不同于此前中国学者对“世界主义”的呼吁，今日中国第一次拥有了将自身观念加以实现的手段。因为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这里略加展开论述。
事实上，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世界主义”论，同样有着特定的自我与世界认知图景。比如说，杨度“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的这一论断，就包含着中国文明的判断标准。无需说，世界的“野蛮”正表现在诸国以“民族主义”为主旨的相互杀伐、对弱小国家的暴力与欺压。梁启超在《国家联盟与中国》一文中亦曾指出：“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
我们看到，此间“世界主义”传达的思想是：基于“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世界秩序的认知，中国知识分子要追求一种公正、人道的世界秩序。但他们面临的困境在于，民族主义是当时世界的主导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关隘。在分析胡适的思想历程时，罗志田如下的说法准确地道出了中国思想的脉动：“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适也与他们一样，事急则诉诸民族主义，事态稍缓，便又徘徊于各种接近‘大同’的主义之间。故近代中国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而中国人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这里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若表达为“民族精神”，则更为恰切。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世界主义”可谓是弱者的表达。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胡适的如下规范性的说法中：“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当由欧美两洲人独私有之。亚洲诸国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视之。”面对欧美强权歧视亚洲诸国的事实，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诉诸于应然的理想论，试图对强权施加道德的影响力。但在现实主义者和政治家看来，这种呼吁显得不合时宜。孙中山论述道：“今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把民族主义巩固了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在他看来，源于欧洲的世界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而“中国和平主义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的呼呼中，世界主义依然构成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底色。这正是今天我们在思考同样问题时，不可脱离的精神根基。
概括而言，20世纪初中国“世界主义”思想成立的背后大致有如下动力机制：（1）因中国国家建设迟迟不见起色，此间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晚清以来国人对“民族主义”的呼吁；（2）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民族主义的暴力性格全面呈现了出来；战后在威尔逊—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声明中，“世界主义”获得了时代的表达；（3）作为当时弱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论述，包含着当时知识分子如何同时实现自我保存与世界正义的问题；（4）传统儒学普遍主义世界认识的反弹。在旧秩序解体、社会秩序失范的时代，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然的安身立命之所，即曾经被视为民族发展障碍的儒学精神，如今被视为自我与世界拯救之手段。当下“（新）天下主义”的兴起，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
不管怎样，我们只有从“中国”这个历史上的文明体所蕴育的世界国家的属性出发，从“中华民族”被中国知识分子持续赋予世界主义使命的这一“民族性”事实出发，才能真正认识与把握我们面临的历史课题与机遇。简言之，“新世界主义”有着中国固有的思想脉络，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在新时代的具体展现。
第三，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中，“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主体民族的这一精神结构的强化，无疑具有历史与当下的影响力。在这种经验意义上，“新世界主义”同样获得了特定的中国思想基础，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赋予中华民族的普遍主义精神结构。事实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中，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担当者，正在由“无产阶级”转化为“中华民族”。当下中国致力于建构更为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这一主流话语，正在作为民族叙事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欺凌、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共产主义所许诺的人类平等与自由，正是这种民族叙事的基础。这种民族叙事有着固有的普遍主义结构，因而其民族精神结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新世界主义”的民族叙事中，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构成必要的一环。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的到来，激发了以文明的自我保存为核心的自我意识。在19世纪末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抗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观念及主体建构最终得到了完成。这一进程彻底改变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态，将全新的世界主义要素赋予了民族自身——它对民族压迫的控诉、对全人类解放热情的追求，可以说是对民族精神最彻底的解放。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曾经被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感转移到了“中华民族”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唤醒、激活、强化了这个民族世界主义的使命感，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体民族。新世界主义既是这一民族的历史叙事框架，也是这一民族的精神表达。
上面的讨论表明，“新世界主义”可以成为有意义的民族精神的表达，具有与世界同步、甚至是先于世界一步的普遍主义精神意志。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它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纳入到了同时代的全球性发展自身当中，从而确立了这种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的真实路径。它保存了民族精神作为参与世界竞争、推动文明进程的动力源泉，但同时解除了民族主义对国家、对政治共同体封闭性的依赖，从而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议程创造了空间。正如同“民族主义”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与世界秩序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新世界主义”与中国的成长将呈现出一种同步生成的关系，对人类文明而言将构成另外一种解放力量。
迄今为止的世界主义倡导者，均致力于论述自由、平等、民主、全球正义等理念的价值。“新世界主义”对此并不提出质疑。区别在于，新世界主义的关注焦点不是这些价值理念自身，而是这些理念在具体时空中的现实化进程问题。换言之，新世界主义关注理念与现实条件的相互作用过程，关注理念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以及主体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对历史进程的重新描绘，新世界主义将试图克服既有的世界主义所面临的批评——世界主义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牺牲了它赖以为继的具体性与特殊性，亦即牺牲了世界主义得以实现的具体的历史进程。
探求民族精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如本文最初指出的一样，只有从中国—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自身及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才能把握这个大时代的核心议题。如果说“民族精神”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可资使用的概念，那么，这个民族精神只有获得与这个时代巨变相辅相成的心理与认知结构，才能充分展现其所是，即这个民族、这个生活共同体将在这个精神的导引下，完成未竟的事业。这种民族精神的构想、建构与落实，正是新世界主义试图致力的根本问题。
从这种视角来看，在由传统的“天下秩序”向近代“民族国家秩序”转变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民族主义这种紧身衣并不适合中国的体量。就此而言，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将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失败。如上节所述，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非民族国家观念的存续，为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理论资源与精神动力。进一步而言，中国民族精神传统对“种族”、“民族”与“宗教”的高度宽容，与当下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因而具有构成新世界秩序的潜在能力。
因此，新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视角、一种框架、一种价值追求与一套理论论述；基于对世界史进程的重新理解与重新叙述，它更致力于揭示世界秩序与主体意志及其行动所组成的复合结构，从而为人们的实践提供思想、动力与技术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精神秩序，新世界主义的意义将最终依赖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依赖于我们对于世界内的公共生活的追求。当然，这种对新世界主义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获得了明晰的世界图景。新世界主义只能在中国—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最终展现其所是；在这一进程中，上述相关描述仅仅指明了这一说法所要求的工作、工作方向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