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金文专辑”
（王祁先生近照）
王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摘要：高青陈庄遗址中的引簋意义重大，其中“俘吕兵”一语，本文认为是“俘莒兵”，即俘获莒国的“兵”。在此理解是，本文讨论了引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周人在东方的封建殖民情形及齐人向鲁东南地区扩张的意义。
关键词：引簋；俘吕兵；齐师；莒
2009年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墓地M35出土作器者为“引”的青铜簋①，据见识此器的学者记述，该簋方座附耳带盖，盖身饰直纹，加窃曲纹，方座饰大鸟纹，是较为典型的西周中期器物[1]130-137。引簋的铭文可以参考《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笔者尽量用宽体录入如下：
唯正月壬申，王格于龚太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锡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引拜稽手，对扬王休。同僰追，孚（俘）吕兵，用作幽公宝簋，子子孙孙宝用（《铭图》5299、5300）。
引簋涉及到周王册命臣子管理齐师、授权作战等内容，是研究西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关系的重要材料，一经公布即受学界重视。本文只讨论其中“孚（俘）吕兵”一语。
一、释“孚（俘）吕兵”
关于“孚（俘）吕兵”，学界争议较大。一般将“吕”视作与“金”字有关的部首或金、铝等，如严志斌先生则认为吕是“孚”的偏旁，“孚吕”（
从字义和字形上看，将引簋中的“吕”与金字联系，这一方面是由于“孚（俘）吕兵”较易与俘获铜器、铜料关联，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董莲池[5]313－317、林沄②等先生主张将金文中形似金属锭形的“
最近，刘传宾先生撰文认为“
“孚（俘）吕兵”不能解释为“俘金兵”或“
本文认为，引簋中的“
获馘百，执讯二夫，俘戎兵：盾、矛、戈、弓、箙、矢、裨、冑，凡百又卅又五款。（
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用作旅盨。（翏生盨，《集成》4460，西周晚期）
俘戎金，冑卅、戎鼎廿、铺五十、剑廿，用铸兹尊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师同鼎，《集成》2779，西周晚期）
多友有折首执讯，凡以公交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卒复郇人俘。（多友鼎，《集成》2835，西周晚期）
以上四例，俘与器之间都有表示“器”的归属之词，即“戎”字。
侯获巢，俘厥金、胄，用作旅鼎。（
“厥”，《尔雅·释言》谓“其也”，是“巢”的代词，“俘厥金、胄”即“俘巢金、胄”。例与“俘吕兵”同，则引簋中的“俘吕兵”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俘获
那么，这个“
吕姜作簋。（吕姜簋，《集成》3348，西周早期）
吕季姜作醴壶，子子孙孙永宝用。（吕季壶，《集成》9610，西周晚期）
吕王造作芮姬尊壶，其永宝用享。（吕王壶，《集成》9630，西周晚期）
吕王壶记载吕与芮通婚，芮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因为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昝村镇梁代村的芮国墓地的发现而确定，那么与芮国通婚的吕国也当在今山西、陕西一带。且吕姜簋出自甘肃灵台[10]，吕姜壶出自镐京故墟[11]，总不离宗周附近区域，所以吕国南迁之前应该与宗周较近。可见引簋记载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在齐国和吕国之间，地理位置实在太远。再则，齐、吕本来同宗[12]，《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吕国与周的关系一直很良好，《御览》八十四引《纪年》有“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到西周中晚期这种关系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从这两点上来说，齐、吕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
本文认为，引簋中的“吕”可能是莒国之莒的异体，“俘吕兵”就是“俘莒兵”。《说文》：“莒，从艹吕声。”段注：“《孟子》‘以遏徂莒’，《毛诗》作‘徂旅’，知莒从吕声，本读如吕。”[13]24可知莒、吕本可以音通。《史记·儒林列传》：“莒人衡胡。”《集解》：“徐广曰：‘莒，一作吕。’”[14]3798又，《左传·成公二年》有“乐举”，《潜夫论》作“乐吕”，《魏志·文帝纪》又作“乐莒”，也是古书上莒、吕可以通假的力证。
其次，从金文中看，“莒”常写作“
二、引簋中战争的意义
对引簋中记载的齐师与莒人的战争，应该放在周人东扩的大背景下考察。武王伐商之后，商人的政治势力依旧存在，后经周公东征（见周公东征鼎），封太公于营丘、封伯禽于少昊之墟，周人在东方的布局大致打下。但周人与东方的夷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着，如康王时期小臣
从金文上看，“齐师”主要由齐地之人构成[18]，如：
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莱伯、僰、夷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史密簋，《新收》636，西周中期）
“齐师”虽然由齐人组成，但金文显示西周中期的齐师由周天子直接管理，引簋中的周王册命引“更乃祖司齐师”就是证据。结合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所出五年师
周王虽然可以直接命令“齐师”，但他在东方的军事行动必然也要经齐国协助，这可能是西周中期周王直接参与齐侯继承权争夺战的根本原因。即使排除来自宗周天子的军事扩张意图，齐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蚕食周围的夷人势力。《左传·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由这种语气可见齐人最初扩张的急切心情，这其中莒国就是被蚕食对象之一。
西周时期，莒人的国都虽然位于鲁东南地区[22]，远离出土引簋的高青陈庄遗址，但考古发现显示齐、莒文化相距并不甚远。从山东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上看，晚商鲁北地区高等级遗址密集，如苏阜屯遗址、长清兴复河遗址、济南大辛庄和刘家庄遗址、桓台史家遗址等，跨过青州、寿光的商文化殷墟急剧减少，表现出强烈的夷人风格[23]70-84，[24]。到西周时期，齐文化的势力大致沿着鲁北地区晚商遗址而分布，如济阳刘台子、高青陈庄等齐文化遗址，并逐步向潍水一线推进[25]133-135。与此同时，西周中晚期的莒文化分布北界已经到了今安丘市、临朐县、诸城市一带[26]，足以对齐文化产生影响。
作为西周时期齐、莒两国接触的证据，西周晚期的莒县西大庄遗址M1出土齐侯甗，形制与鲁故城M48:15铜甗相似[27]151，当是西周中期晚段。西周中期晚段的齐侯甗③出现于莒人贵族墓中，证明西周时期莒、齐有着较为频繁的来往，也间接的说明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这种文化态势下，不仅周天子为了“天下”的封建大业需要利用齐师讨伐莒国，齐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要不遗余力的向东南拓展。引簋中的战争反映的就是这种周人在东方的势力与夷人处于长期的拉锯战的态势，这是“俘莒兵”最重要的意义。至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吕氏春秋·审应览第六》）、田书伐莒（《左传·昭公十九年》）不过是这种战争新的表现形式。
注释：
①关于该器的命名，多数学者认为器主为引，王恩田先生则认为“引”当释为申，该器即申簋，见李学勤，刘庆柱，李伯谦等：《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笔谈》，《考古》，2001年第2期。
②林沄先生观点参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4-13。
③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探讨该墓年代的文章有刘延常：《莒文化探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苏辉：《莒县西大庄西周墓青铜容器的王世判定》，《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另外王青、朱凤瀚两位先生在专著中也有讨论，可参考苏文。
致谢：感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青教授、方辉教授、社科院历史所刘源先生、孙亚冰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张昂女士、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赵国靖先生给予的支持和建议。诸师友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作者对本文观点负有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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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刘延常.莒文化探析[J].东南文化，2002，(7).
[2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M].曲阜鲁故城.齐鲁书社，1982.
文章原刊于《管子学刊》2017年第1期。
本期的青铜器与金文专辑由付强组稿，魏振龙编辑。如果您有青铜器与金文的稿件，请投稿到我们的邮箱25323184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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