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十年，教师群体迭遭冲击。史学者王友琴曾感慨：“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其受摧折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这些摧折之中，有两次特别突出的高峰。第一次发生于1966年的夏天。第二次发生于1968~1969年。
第一波摧折
1966年6月“文革”启动。但多数人并不清楚这场运动具体剑指何方。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的讲话耐人寻味：“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95页。）吴德晚年在回忆录里也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第4页。）刘少奇身处中枢，“我也不晓得”未必为真；吴德久在地方，“摸不着头脑”应属实情。
运动针对的首要目标究竟何在，实有端倪可循。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阅读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报告谈到该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不过，该批注的传播范围相当有限——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批示，“此件太长，似可不发”。（《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5卷》，第445~446页）
这种“我也不晓得”和“摸不着头脑”，使得“文革”在启动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沿用了以往“反右运动”的逻辑，去寻找可针对的目标。最早起来的“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弟为骨干）和“官办红卫兵”（由各省市区党组织主导创建），将斗争的矛头很自然地指向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五七指示”一度成为其斗争的指导思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曾如此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里，许多教师倒在了红卫兵的皮带之下。
“炮打司令部”后，局面发生变化。强势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1966年9月之后才渐成气候），将“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对教师群体的批斗视作“反革命行为”加以批判。这些批判材料，有助于后世管窥教师群体当时的遭遇。比如，“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编写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书记载：
“六月二十三日。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据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
“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后分批传达了李××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
“七月六日。×××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发出黑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师大女附中130多名教师被强迫过‘集中营’式生活，被强迫学习黑‘修养’，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
“七月十三日。×、×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引文中“革命教师”一词，显示这2591人并非24所北京高校里遭遇摧折的教师的全部（可供参考的一则数据是：1966年6、7月间，宁夏大学83%的教师遭到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中学教师“逐个检查、人人过关”，亦可见波及范围之广（葛剑雄曾言：“文革”开始后，中学教师是“知识分子中受冲击迫害最严重的一部分”）。
此番摧折，究竟有多少中小学、高校教师遭遇厄运，迄今并无具体统计数据。不过，摧折以“反右运动”的逻辑运作，则教师群体必然成为摧折的核心对象——据历史学者李若建教授研究统计，中小学教师构成了“右派分子”的绝对主体：
“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笔者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广东）2008年第4期）
“造反派红卫兵”得势后，“文革”的针对目标转向“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教师群体受到的“关注度”减弱。为区别于“保皇派红卫兵”，一些被打倒的教师也被重新认定为“革命教师”。教师群体的整体境遇，略有“好转”。比如，北京“红八月”下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稍后，“保皇派红卫兵”失势，“9 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但这种“好转”相当有限，“造反派红卫兵”为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比“保皇派红卫兵”更彻底，也会选择更为严酷地摧折那些无法进入“革命教师”队伍的教师群体。
第二波大摧折
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教师群体的摧折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烈。该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有这样一番谈话：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批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第2485页。）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1968年的这句话，与1966年启动时的初衷显然并不合榫。“教授、教师、技术人员”的地位，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所谓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至少一个月前，5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开会时，其说辞已有类似微妙的变化，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强调“文革”的主旨是抓“国民党坏人”。会上，毛泽东说道：
“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在延安就搞过这样的事，三天大会、抢救运动，都有偏差。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像现在这样斗法，如中央苏区没有这样搞。尤其不要搞群众。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几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62~163页。）
“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坏人总是极少数”“要煞车”……这些明显旨在缓和党内斗争气氛的言论，究竟是出于策略，还是发自肺腑，可以见仁见智。对教师群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句话，再次将他们放置到了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其结果，如逄先知、金冲及所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所承认的那般：
“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第2486页。）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规模甚大。比如，在安徽，至1968年12月底，“揪出‘阶级敌人’和‘有其他问题的人’43万余人”（《安徽省志 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第265页）；在江苏，据不完全统计，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误作‘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等重大问题审查和遭受迫害的有近100万人”（《江苏省志·大事记（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234页）；在陕西，至1969年8月，“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陕西省志 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680页）；……
具体到教师群体，虽无完整的统计资料，但仍有一些局部数据可供参考。据1980年11月5日高检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计，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有142000余人。卫生部直属14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有556人。据《中国教育年鉴：地方教育（1949~1984）》一书披露，陕西高校被“立案审查”的教师达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据《四川普通教育年鉴 1949-1985》一书披露，“据不完全统计，从‘文革’开始到贯彻‘两个估计’，全省中、小学教师被立案审查的达31193人，共中被逼致死的1822人，被开除的4866人。”据《南京大学大事记》披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截至1968年底，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象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285个专案组，办专案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对象141人，定案41人。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据《中共南京市江宁地方史 1949-1978》一书披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仅全县中小学公办教师被错误定为九种对象遭到批斗的和有严重问题的就403人，占公办教师总数的19.5%”。
自“反右”运动以来，全国大、中、小学校教师，迭遭冲击，至1966年启动时，教师群体早已对现实政治噤若寒蝉。一个沉默失语的群体，之所以仍屡屡被卷入政治运动，成为被整肃对象，实不过是充当了政治纷争的道具。前述两波摧折高峰如此，后续的“白卷英雄事件”“黄帅事件”“考教授”事件等，也无不如此。比如：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指责“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把持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中；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官方刊物刊文《考教授有感》，文章反问：“某些‘大人物’应该向张铁生同志学点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