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赖伯格及布莱梅均质疑计划的可行性，但他们未能向其政府反影他们的意见及忧虑。计划在澳大利亚引起轰动，当布莱梅在1941年2月18日被告知要被派往希腊后，他感到忧虑但没有告诉澳大利亚政府，只通知韦维尔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已批准计划。当然，建议已被在伦敦的英国战时内阁接纳，而孟席斯亦有出席，丘吉尔亦对孟席斯说弗赖伯格及布莱梅已批准远征，3月5日，在写给孟席斯的信中，布莱梅说他不喜欢这个计划：逐渐地派遣到欧洲，第二天他说行动是最有害的，不过，在思想上他同意，澳大利亚政府已派遗澳大利亚皇家军队到希腊作战。
1942年，英国国会议员描述在希腊的军事行动是政治上及感情用事的决定，艾登争辩说英国的决定是无异议的及坚持希腊战役阻延了轴心国入侵苏联一些历史学家争辩这是为了证明希腊的抵抗已经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析点。根据莱尼·里芬斯塔尔，希特勒说：“如果意大利人没有进攻希腊及需要我们的帮助，战争的进程将大为不同，我们可以在俄罗斯寒冬来到前攻占列宁格勒及莫斯科，更没有之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除了他的意见，布鲁克亦说对苏联攻势的开始延迟是由于希腊战役，约翰·N·布拉德利及汤马仕·B·贝尔总结虽然无任何资料显示巴尔干战役令德国延迟巴巴罗萨行动，明显地整个计划令他们必须等待，另一方面，里克特说艾登的争辩是窜改历史，巴兹尔·利特尔·哈特（Basil H.Liddell Hart，英国知名战略学者）及弗雷迪·德·金根坚持如果马莉塔作战延迟了轴心国入侵苏联，这未足够证明英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不是此决定的唯一策略上的目的，在1952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历史分部的一项科学研究总结巴尔干战役没有影响巴巴罗萨行动的实行，根据罗伯特·柯奇贝尔说：“将巴巴罗萨作战的开始日期由5月15日延迟至6月22日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不完全合乎逻辑的安排，以及之前不正常的潮湿冬季令河流直到晚春仍然泛滥。”
希特勒在1941年对国会的发言中，表达了他对希腊军队的赞誉，说道:“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格外地表现出了他们高昂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者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方才投降。”希特勒亦命令，所有的被俘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后，即释放及遣送回国，“因为他们的英勇”。据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说，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毕竟这都是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指这场战争是由意大利首先发动所致）。”受到希腊抵抗意大利与德国入侵的启发，丘吉尔说道：“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雄般地战斗（因为希腊已经沦陷），但英雄们将像希腊人般地战斗。”在回复给乔治二世1940年12月3日的来信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