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在某些方面亦非宋朝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金朝推行汉化政策，从“借才异代”走向“国朝文派”，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朝的独特气派、风貌，但其剽悍勇猛的崇武精神随着金朝政权的稳固而逐渐消失，最后终至亡国。元朝时，亡金故老喜言“金以儒亡”，此说未必正确，但金人全盘汉化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金熙宗以下的帝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元代有一说：“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朝廷屡禁不止。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但仍挽不回女真汉化的速度。
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贵族社会，郝经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赵翼亦称“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金朝以儒家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而道家、佛教与法家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金朝思想家讨论批判两宋理学与经义学，让理学再度于北方兴起，发扬中华思想。在学术思想方面，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周濂溪、二程（程颢、程颐）建立的北宋理学。并且将佛教、道家与理学思想融合一体，以卫道统名于金。
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北宋理学”。然而他也批评北宋理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其思想先是由儒教转向道教、最后转向佛教，“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为了达到以佛为主的儒、道、佛三教合一，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
在政治思想方面，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王若虚认为统一中国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并且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
金朝如同宋朝一样，尊崇儒学与孔子。早在金军进军曲阜时，金兵意图摧毁孔子墓，即被完颜宗翰制止。自金熙宗时开始尊孔，在金上京立孔庙，又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虽然金帝完颜亮轻视儒学，到金世宗与金章宗时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庙与庙学，并且推崇《尚书》、《孟子》。金朝初期的文学比较朴陋，文学家大多是韩昉等辽人与宋人。直到蔡圭出现，才被称为金朝文学正传之宗，其他尚有党怀英，其他还有赵沨、王庭筠、王寂、刘从益等。金章宗时期有名的文学家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与元好问等，女真人中有名的有金帝完颜亮与金章宗。金帝完颜亮南下侵宋时，在扬州赋诗，有句云：“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灭宋统一，作诗言志，笔力雄健，气象恢宏。金章宗酷爱诗词，制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宫中生活，近似宫体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