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日籍顾问岩松也出席了会议。王向大家说：“昨天夜里管局长（情报局长管翼贤）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已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晨派岩松顾问到大使馆去探讯，大使馆表示对这情报不否认，消息是证实了。我希望同仁安守岗位，还有事情要做，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我预备把我母亲送到亲戚家住，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后，即向中央请罪。”
伪职员们听到这一段出乎意料的训话之后，都凛然一惊，散会后立时陷入混乱不安状态。有的通过关系寻觅新的靠山；有的利用当时青黄不接，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接收大员”的外衣重新上场；也有的感到自己罪恶严重，逃往外地。
他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最使人骇怪的是无数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那时无法也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出八个市党部的经费。
８月１７日蒋介石派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为第九路军总司令，门立时就兴高采烈地与“中央”合流。随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打电报把伪经济总署督办、联银总裁汪时璟召往重庆。汪起身之先，曾连夜编制资料及财政计划，经济总署的一部分伪职员也翘起了他们的尾巴。没料到重庆财政部找汪是为了追问联银从民间搜刮来的黄金数目，并不是要借重这位财政专家，汪接着垂头丧气而归。过了几天蒋介石派住在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何其巩为他个人驻平、津代表。何在那时是伪中国大学校长，接到电令之后，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立时通知王荫泰给他腾出外交大楼，作为“委员长驻平代表办公处”，并要在混水中摸鱼，向政委会索要开办费５０００万元。
这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已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王荫泰把日本投降后公款开支情形向他汇报。王鸿韶以何其巩的职务，只是在接收人员未到以前作一些联系工作，绝不需要这样多的款项，向蒋请示，蒋令行营追回。何其巩就把外交大楼粉刷了一遍，报销了这一笔巨款。从此这位代表也就匿迹销声，无颜在汉奸群中摆来摆去。另一个大汉奸的龙套角色伪政会内务厅蒙藏事务处处长关振华，也在一旁看出了苗头，通过地方电台，取得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的同意，率领他处内的职员以张炳如为首，与国民政府合流，接收“七七”事变以前原在北平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后来重庆蒙藏委员会因内部矛盾，波及关振华，将他移送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徒刑。自日本投降之后，各级汉奸都心神不安。后来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强调对于汉奸罪行的处理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汉奸们听到之后，都认为自己没有作过坏事，在心情上松快了许多。没几天报纸又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则是既论职守，也论行为。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在地位上是荐任职但不是机关首长，或者是委任级伪职如有犯罪事实或经人告发，也要受到检举。因之各伪职员的心情又顿时紧张起来，四出奔走门路。这样就给法院审理汉奸时造成贪污枉法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平后，即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荫泰派总务厅次长祝书元负责交代。王于交代完结后向李宗仁“自首”，李对他说“中央对于汉奸有一个通盘计划，你等待中央处理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