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北京公使团拒不把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全国掀起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7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学生联合会等10余个团体和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亦称大同盟），吁请全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短短几天内，北京就有50多个团体加入，并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郭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大同盟，董必武等在武汉参与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王烬美等人领导成立了济南反帝大同盟。与此同时，上海、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各地反帝大同盟利用报刊、集会游行、演说等宣传手段和方式广泛地进行反帝废约宣传，使反帝废约的呼声响彻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9月初，反帝废约运动达到高潮，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倡议发起了“中国反帝运动周”。“九·七”国耻日这一天，广州几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洗雪国耻。上海各界群众集会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宣布反帝废约运动的意义。长沙、济南、杭州等许多城市的各界群众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集会游行或宣传演说，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废约运动极为恐慌和仇视。他们以“排外”来指责中国人民和欺骗其国内人民。对此，许多报刊载文予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反对的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对尊重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要求摆脱“桎梏生活”、“回复平等自由之地位”，这是“情理之常”，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之诬蔑。
尽管这场反帝废约运动存在局限性，如参加者成分复杂，只主张“采取和平手段”，矛头仅指向帝国主义，而不敢指向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军阀，未能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动员组织和训练了广大群众，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从而促进了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