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变为平民政治（或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变为共和政治（或立宪政治）谓之政治革命。经济制度之社会变为劳动制度之社会；私有财产之社会变为公有财产之社会谓之社会革命。凡此革命之发生与成就，皆有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之故，非可以模拟而企图之也。若以模仿之故，企图革命，则其革命或不能发生，或发生而不能成就。吾人苟于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考其所以发生所以成就之故，则我国政治革命之所以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发生其原因可以了然矣。
凡一事实之发生与成就必以智识与势力为基础。例如吾人食一苹果，必先有苹果可食之思想，而后举手以摘之。夫知苹果之可食，智识也；能举手以摘苹果，势力也。二者合，而其事乃实现。若仅知苹果可食，而不能举手以摘之，是有智识而无势力；或能举手以摘苹果，而不知苹果之可食，是有势力而无智识，二者不相合，虽三尺之童，知其事之不能实现矣。欧洲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其所以使之发生、使之成就者即智识与势力之结合体也。然则其智识与势力如何结合，固吾人所当考求者也。
原始社会之人类，各自劳动以谋生活。其武力之优秀者，渐渐占势力于社会，成贵族阶级。而智力之优秀者，又凭藉其智识，以自奋于社会之间，成智识阶级。贵族阶级欲以其势力支配社会，不能不有智识之为之辅；知识阶级欲以其智识支配社会，不能不有势力以为之用。于是为贵族者亲师重道、以吸收智识，是谓贵族阶级之智识化；有智识者亦取得权位、具有势力，是谓智识阶级之贵族化。二者相结合，而第一期之文化始成就。当其盛世，明良相继，文化蒸蒸日上，我国五帝三王之治、汉唐宋明之开国或中兴，罔不由此。希腊、罗马之全盛时期亦然。此期之文化为武力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贵族阶级的文化，常带有贵族的色彩。以贵贵、尊贤，尚礼仪，重门阀为其标徵。
第一期文化始成就时，社会为治者及被治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贵族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为治者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治阶级。未几，而劳动阶级之勤勉且善于贮蓄者，渐渐积有财产，翘出于劳动阶级之上。渐至舍其劳动，专事营殖财产，以生活于社会，是为财产阶级。又智识之流布渐广，多数之智识阶级不得不降而处于被治者之地位。既无财产，又不劳动，穷屈在下，杌陧不安，是为支持第一期文化之难题。在欧洲社会此一部分之智识阶级，以其时政治上之地位转变无定，乃改换方向，弃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专事研究文艺。政治家亦以此为收拾人心之计，创设大学校、学士院以奖励之。科学遂因此发展，发明家辈出，能以所研究之结果应用于社会，以殖产兴业，是为智识阶级之财产化。财产阶级以营殖财产所须于科学智识者甚多，故求学者日众，是为财产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而主张人权、表扬民治，发生第二期文化。依其财产的势力，在政治上与武力的势力抗争。于是旧时治者阶级所占有之政治权渐渐失堕而落于彼等之手。或仅仅以协调之方法，让其政权之一部分，以保其残余之势力，是即所谓政治革命。经此革命以后，第二期之文化乃成就。欧洲近世史之文化即第二期之文化也。此期文化为财产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财产阶级的文化，还有财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权利、重科学为其标徵。
第二期文化成就以后，社会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二阶级所组织。财产阶级与智识阶级结合为支配阶级，劳动阶级为被支配阶级。然因经济竞争之剧烈，物质文明之发达，财产势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多数有财产有智识之中等阶级，或失其财产、或虽有仅少之财产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乃不得不投身于劳动界，是为智识阶级之劳动化；劳动阶级中亦因教育普及，得有几许之智识，促醒其自觉，是为劳动阶级之智识化。二者相结合，乃鼓吹人道，主张公产，依其劳动的势力在生产上及政治上与财产的势力抗争。英美诸国方以协调之方法，使财产的势力与劳动的势力互相维持。而就世界大势观之，则社会革命之进行已足惊心骇目。现时第三期之文化能否成就，尚未敢豫言。而二十世纪之社会必大受此文化之影响，固无可疑也。此期文化为劳动的势力与智识结合而产生。为劳动阶级的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贵贱贫富之阶级，实行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爱好和平，为其标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