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批判现代评论派的谬论。针对现代评论派散布对关税会议的幻想，《政治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只有推倒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中国青年》接连发表文章批驳胡适等人攻击反帝爱国运动的谬论，指出：爱国学生运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决非受人“引诱”而“跟着大家去呐喊”；反帝爱国“民众运动之勃兴，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加紧”所至，“这种民众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最大力量”，它使军阀“战心、寒胆”，“虽老牌的帝国主义者英吉利亦叫苦连天”。《中国青年》还揭露胡适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诱惑青年脱离革命运动的险恶用心，指出青年人若“不识世界潮流，不懂社会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志趣，是决不可“铸造”成为“有用人才”的，将来也干不了真正的“救国事业”，告诫青年警惕胡适之类“指导者”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拖我们青年和他一路下水。”
鲁迅在《语丝》、《莽原》、《猛进》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军阀帮闲、叭儿狗的真面目。他说，胡适、陈源这帮伪君子，常以青年的“导师”、知识界的“领袖”自命，欺骗和愚弄“未经老练的青年”。其实，他们是“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是“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走在一群胡羊面前”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其目的是“把青年引向歧途”，“稳妥平静”地“循规蹈矩”地听凭反动派的驱使，“虽死也应该如羊”。鲁迅还指出：“他们是羊，同样也是凶兽；但遇见比它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它更弱的羊时便出现凶兽样”。为了揭穿胡适等人引诱青年学生脱离社会运动而去“整理国故”，埋头于故纸堆的骗局，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写道：“少读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对陈西滢、徐志摩这类“恶意闲人”用“流言”替军阀屠杀人民造舆论，却又装出“公允”、“局外人”的假脸孔，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谣诼”、“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它和事实对照，看上去是可笑的，但它造成的结果，“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3月18日的惨案事件“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网罗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鲁迅以锐利的笔锋击中了现代评论派的要害，使他们“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们看清了这帮“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和“阴险”。
这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锻炼了新文化队伍，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思想的伟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