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揭露国家主义派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的反动实质。共产党指出，“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是只反苏而不反帝的，因为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现成条约，均照旧遵守”，公开声称世界上不存在“国际帝国主义”，甚至叫嚷“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他们所说的“内除国贼”，也是只除共产党而不除军阀的。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派如此疯狂地反对共产党，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御用的“单打最革命的共产党的镖手”，是毫不奇怪的，这正是共产党的光荣。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伸、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这是因为“他们唯恐中国革命运动因中国工农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之参加而有快的发展，所以拼命的反对共产党”，为的是“维持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统治”。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充当其反革命鹰犬。北伐期间，余家菊投在孙传芳门下当金陵军官学校教务长，替孙传芳制定过“三爱主义”；曾琦则斩头分尸的改名王奇，往来宁济之间，参加孙传芳的机要，并为张作霖造过“四民主义”。他们竭力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北伐战争。当北伐开始胜利进军时，他们就恐吓革命人民说，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和华北一带，必然要引起英、日等国的干涉，并编造北伐必败的理由。及至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整个北洋军阀统治发生根本动摇时，他们又演出一场“拥护五色国旗运动”的闹剧。
纵观国家主义派的全部反革命言行，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剖析了它的阶级本质及其反动性。他们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指出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施，日事诬蔑破坏”，“近且于我国国民革命军势力进展中原之际，益加狂妄，为彼主人帝国主义者张目，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要求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
在同国家主义派斗争中，共产党人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对其反动头子进行无情揭露，坚决斗争；而对被蒙蔽的青年群众则努力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许多蒙蔽青年觉醒，纷纷声明抛弃国家主义和脱离其团体，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组织。
经过多年论战，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更以无情的事实宣告了国家主义派的彻底破产。到1926年下半年，其声势便一落千丈，终于走上了分崩离析的穷途末路。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胜利而载入史册，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场斗争：（1）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必须分清敌我，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把革命进行到底；（2）既彻底孤立了国家主义派，又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从而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3）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锻炼、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