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不久，以谢持、邹鲁为头子的国民党老右派，率先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结成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小集团。
在国民党“一大”时，由于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伪装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三大政策，邹鲁、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谢持、张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在世时，他们还有所顾忌，对三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孙中山去世后，这群老右派便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加紧进行反共反苏，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5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阻止北京段祺瑞政府同帝国主义妥协，决定派遣“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北上，到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真相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决定林森为总代表、邹鲁为秘书，限期率领代表团北上。邹鲁、林森从广州抵达上海后，即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决定在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清党”。在上海、北京等地，他们到处搜罗反共分子，建立和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并到处攻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散布“广东被赤化”、“如果国民党不举行清党，国民党就不存在了”等耸人听闻之词，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孙科、伍朝枢、邓泽如等则积极地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和孙文主义学会筹集活动经费。
1925年10月21日，邹鲁、林森二人来到北京执行部，限该党部于两天内召集在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但会议内容又秘而不宣。执行部常务委员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图巴、王法勤、丁惟汾等“以为这事破坏党纪，没有商量之余地”予以拒绝。谢持、邹鲁等恼羞成怒，遂纠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反动分子到北京执行部捣乱，并准备强占北京执行部。
这一事件发生后，北京执行部即据实报告国民党中央，痛斥“邹（鲁）林（森）等的违犯法纪行为。与此同时，谢持、邹鲁等人则联名发出“寝电”，极力洗刷自己捣乱北京执行部的劣行。11月16日，他们发出“铣电”，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于23日来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由邹鲁执笔，谢持、张继、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连署，给在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人发出长信，诬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煽动广州的国民党人和他们共同来做反共清党的勾当。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挑唆。
11月18日，邹鲁、林森、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举行预备会议，由监察委员吴稚晖当主席。会上，在反共反苏、打击国民党左派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清党，何时清党这些方法步骤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吴稚晖、戴季陶等认为清党时机尚未成熟而受到“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的凌辱和威胁，戴便愤然离京返上海。吴稚晖出席第一次预备会后，也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国民党中央获悉谢持、邹鲁等人的阴谋后，即于20日开会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复电谢持、邹鲁、林森等人，指责他们非法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开会的反党行为“实为可耻”。并就邹鲁发表反共文章《告陈孚木文》一事，决定予以惩处：“一、邹鲁着北京执行部查办；二、邹鲁着即取消北上外交团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