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平谈判亲历记
钟灵
1949年3月下旬，我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布置国共和谈的会场。
会场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椭圆形的大厅内，会场布置也很简单：在大厅正中摆一张长桌，是用五张方桌并成的，上面铺上绿色毛毯（绿色取和平之意），北面坐北朝南设五把椅子，是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的座位；南面坐南朝北设四把椅子，是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黄绍、屈武（第四个人记不得是谁了）的座位；东面的一端是我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座位；西面的一端是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座位。
这座次的平面图送呈周副主席批准后就照办了。至于休息室的安排及烟茶招待等，则由我们第一组负责。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勤政殿开始谈判，谈到4月15日，共谈了半个月月。但在主会场勤政殿正式开会的次数不多，大约只有五六次，而且都在上午开，每次只开两个多小时，而大部分时间是会外的单独活动和分别协商。
这些正式谈判之外的活动我是不在场的。每次正式谈判时摄影记者都可以参加一会儿，而开始发言时，就只有双方代表参加了，我和卫士长两个人在东面墙边侍立，记者们就都退出了。
现在想想，当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倒像是国民党受降的仪式。
每次谈判时我方都义正辞严，而张治中则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谈时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都不讲话，顶多插言一两句。奇怪的是这个谈判不设记录席，也没有人作记录，也不用扩音设备和录音设备。也不知这段史料留没留下来。
几次谈判中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张治中方面总是在战争罪犯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这是个非常难办的问题，要求我方从宽；一是周副主席发了一次脾气，张治中再三道歉。
第二件事是这样引起的：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大意是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