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插秧季节，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迫不及待，各级党政部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农民们就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了。不少地区，都在农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区、乡土地委员会，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1）分田。由长沙附近霞凝乡农民自行提出。湘潭、醴陵等县也有此类事发生。分田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2）平均佃权。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由农会动员佃田多的农户拿出一部分田给少田的农户耕种，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3）清丈田亩。地主收的租额大多不是按田的实际面积而定。如长沙市郊，照常规计算只能缴租一石的田亩，地主却要收租四石。农民要求所缴的租和田土的面积相当，乃起而清丈田亩；（4）插标占田。清丈田亩是佃农的权利，可是许多失业农民仍无田可耕，因此倡议标田，就是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支配，某人耕某田，插标为记，益阳、衡阳、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县皆有此项行动；（5）分谷。此举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事实说明，“湖南农民最强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
湖北农民的土地要求也非常迫切。3月间，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的代表在演说中，一致强调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同一时期召开的湖南、江西等省的农民代表大会所没有提出的问题。4月间，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湖北代表丁陶庵作了土地问题报告，他说，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后，地主阻禁粮食及资本便引起了对土地的要求，他们觉得非得土地不可。现在农民运动大部分在政治斗争方面，各地惨案甚多，故农民实无力顾及土地问题，但亦因此使他们认识土地问题的重要。他们知道，要推翻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就必须打破他们的经济基础，即解决土地问题。他还说：现在农民无政权。政权或在土豪劣绅手里或在代表土豪劣绅利益的县长、司法委员手里，这样必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现时农民希望颁布乡村自治机关的条例。5月19日，蔡以忱在省党部执委会常会上作《最近湖北农民运动概况》报告中也指出：“他们的经济斗争已进至要求土地问题了。这是我们三个月以前不曾梦想得到的，有许多地主自愿献出土地，对于这些自愿拿出的土地没有适当的处置方法，就是省农协现在也还没有具体的方针，并且罗田、黄冈、阳新等县的农民已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亟应具体的准备，可能免去一切混乱的现象”。
5月15日，在国民党黄冈县党部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陈学渭报告说：“现在农民要求的是解决土地问题”。黄安、黄梅等县农民也提出了土地要求，汉川县农协筹备组织土地委员会。“阳新、夏口、孝感等地农民自动的提出‘耕地农有’，要求政府发给田亩耕种”。5月下旬，国民党省党部通过了省农协提出的农民问题议案12条，议案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农民由减租减息的运动进而要求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议案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一）由政府规定办法，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二）保障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之土地所有权；（三）已没收其（的）土地由原佃耕种。向政府缴纳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税；（四）地主租给佃农之土地，实行减租，租率之最高额由县政府当地党部农民协会规定之”。6月下旬，省农协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也规定了没收土地的办法：“已没收之土豪劣绅的土地，交由政府机关管理，农协应与党部及其他人民团体组织委员会监督之，已没收之土地以原有佃户耕种为原则（必要可能时亦可变更）。由原佃户与政府农协三方面订立合同”，“租额目前至少要实行百分之二十，绝对禁止均分土地的运动。”显然，这些规定都是贯彻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精神的，但是并没有规定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土地的具体办法，也没有认真实行。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两湖农民群众的组织程度也有了提高。到6月止，全国18个省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全国农会会员总数达到915万人（江苏约二三十万，未计算在内），其中湖南、湖北增长最为显著。湖南到4月底，农会会员由1月份的200万激增到518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到“马日事变”前夕，又发展到600万。湖北农会会员由3月份的80万骤增到6月份的284万，湖北的农会组织，以阳新县最为发达，黄冈、麻城、应山、孝感等县的成绩亦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