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革命的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反对。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围绕着农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联合起来，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白化党”、“保产党”、“左社”等反革命团体，和农民协会对抗；指使流氓、走狗组织伪农会，篡夺了村政权，发动反革命暴乱。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广东的广宁、东莞、电白、中山、花县、五华、三水、揭阳、曲江、淡水、潮阳、惠来、四会、仁化等县；湖南的宁乡、益阳、郴县、岳阳、桂阳、嘉禾、湘阴、安化、宜章各地；湖北的阳新、监利、麻城、黄梅等县，都发生了土豪劣绅纠集地主民团武装，勾结流氓土匪，捣毁农会和国民党党部，杀害干部和会员。如1926年8、9月间，广东花县民团总局局长江侠庵，纠集叛军陈炯明残部和流氓土匪1000余人，围攻田美、李溪、象山等10多个乡农会，枪杀农会干部，抢走财物，焚烧民房，强奸妇女。1927年初，湖南湘阴土豪陈伯纯，指使团防武装，摧残农民协会；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戮农民300多人。湖北阳新的地主恶霸，纠合流氓和土匪数百，捆绑县农协、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6人，用煤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次日，复集土匪流氓4000余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在全县农村大肆焚烧抢劫。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反扑，在河南、江西、广西等省也不断发生。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害怕起来，对农民运动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叫喊农民运动“过火”，要求加以“限制”，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农民问题成了左右时局发展的关键。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支持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而且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指责和压制农民运动。
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于1927年1、2月间，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了32天的实际考察。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作阐明了如下基本思想：（一）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党领导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农民运动“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二）必须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毛泽东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没有这个夺权的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的斗争，都决无胜利之可能，必须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武装是政权的支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提出了党在农村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的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在“乡村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完成革命大业的“元勋”，他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贫农参加，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农民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惩处土豪劣绅，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罪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了当时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