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政治上惩罚农村的封建恶势力。各级农会坚决贯彻省农代会“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决议，组织农民向地主豪绅作斗争。他们根据土豪劣绅罪恶的大小，分别判处清算、罚款、示威、戴高帽子游乡、进监狱、驱逐和枪毙，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彻底否定地主阶级的绅权，使他们威风扫地。湘乡的胡淮生、韶山的毛堂甫、钟鼎彝、耒阳的谷应民、醴陵的汤先群、衡山的刘岳峙、湘潭豪绅集团的大头目晏容秋等，分别受到了农民协会的清算、罚款、戴高帽子游乡以至枪毙等惩处。惩罚一个，震动全县。对打击不法地主的破坏和捣乱、瓦解土豪劣绅控制的乡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地主的权利被打倒，农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其次，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凡农会得势的地方，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限制租额，“佃户所得不少于50％，规定银钱借贷年利不得超过二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衡阳县农民把田租由五成减到五成以下。醴陵、永兴等县实行三七减租，东三佃七。浏阳、安化各地减租、退押时，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大量现金和粮食。攸县等地农会清算了地主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根据情况废除了一些陈年旧账。
平粜阻禁，是农民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不法地主屯积米粮，勾结奸商，偷运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造成农村粮荒。农民遂组织“平粜委员会，禁止谷米出境，勒令地主按平价卖粮给农民”。
第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湖南地主武装力量雄厚，县、区乡都有团防局武装，平均大县有枪700余支，小县有枪300余支，全省75县共有步枪4.5万多支。北伐军在湖南打跑了吴佩孚的军队，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武装团防局。这帮东西，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凶作恶的工具，不把它铲除掉，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保障。
建立农民自卫武装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成立农民梭镖队；二是夺取地主团防局的枪支。1926年冬天，湖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梭镖队或农民自卫军。长沙县19个区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乡组织了纠察队，每户农民都有一柄梭镣。宁乡县有农民纠察队员8万多人，枪500多支。衡山县有农民纠察队员5000余人，枪500余支。湘阴县有农民梭镖队10万余人。浏阳县农民武装趁开大会之机，一次就夺取了警备队枪支700余杆，成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大队。湘潭、平江、岳阳、益阳、衡阳、宝庆、郝县、汝城等县，大都组成了几百上千的农民自卫军，惩处了一些横行农村、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团防局长。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这种农民看了壮胆，地主见了害怕的梭镖队，已普及于全省75县2000多万农民之中，几乎“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
第四，对封建宗法迷信思想和制度开展猛烈冲击。湘潭、湘乡、衡山等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开堂祭祖，搬出宗法族规，玩弄族权神权，压迫妇女，对抗农民运动。醴陵、株洲一带的地主，修祠建庙，尊神信鬼，愚弄群众。农民手持梭镖、木棒，结队成群涌进祠堂，同族长进行说理斗争，把族权打翻在地。农民不迷信鬼神，征用祠堂庙宇办夜校，砍掉菩萨当柴烧。浏阳、湘潭各县广大农村妇女，组织女界联合会，冲破“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剪下巴巴头，扔掉裹脚布，走进祠堂“吃酒席”，造“族长老爷”的反，争取男女平权，婚姻自主。
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地主阶级的乡村政权和民团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切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族权、神权和夫权，开始土崩瓦解。高利贷剥削、买卖婚姻、封建迷信、牌赌大烟，概被禁止。清匪缉盗、整顿治安、修桥筑路、移风易俗。湖南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