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和“首都革命”
1922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关税应照实价采取值百抽五的原则，只是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政府得召集有关各国举行关税会议，商讨筹备裁厘，并在裁厘前加征值百抽2.5的附加税作为过渡的办法。1924年4月，北京政府向有关各国正式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各国以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不同意召开此项会议。次年7月，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批准了九国公约。这时，段祺瑞政府为加征2.5的附加税以解决财政问题，急需召开关税特别会议。有关各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维持关税协定制度，打消中国人民关税自主的要求，也需要召开这项会议。段祺瑞政府于是在8月18日向有关各国发出举行关税特别会议的正式邀请。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中、英、美、日、意、法、比、葡、荷、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13国全权代表出席。中国以外交总长沈瑞麟及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为代表。沈瑞麟被推为会议主席。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就提出了以下建议：“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则除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但由于在会前英、美、法、日四国已商定以二五加税为限，并须对加税用途附有一定的条件，故各国代表拒绝接受以上建议。美、日代表虽表示可以承认关税自主，但必须以裁撤厘金为条件，同时他们采取延宕手段，主张中国关税自主应在三年或五年后实行。会议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未多讨论即转入讨论裁厘办法和附加税税率和用途。美、日两国代表坚持附加税不得超过二五，并须对附加税指定用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有条件的关税自主，而段祺瑞政府则向帝国主义屈服，由代表王正廷于11月3日发表裁撤厘金宣言，表示“裁厘一事，将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一日以前完全实行。”各国代表遂于11月19日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其中规定：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同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即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
但是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裁厘就不可能实行。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议案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此后因时局混乱，段政府岌岌可危，关税会议时断时续，没有具体结果。至1926年4月段政府垮台，出席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随之逃亡，关税会议也就开不成了。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声称“决定暂时停止会议”。至此，关税会议毫无结果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