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运动的高潮在两湖以及江西兴起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农民很快就突破了"法定"的权限束缚，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动，甚至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扰动，连部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度感到不安，提出了种种对农民运动的限制条文。
在中国现代史上，枪杆子是权力的最好象征，所以农民协会的发展首先是在武装问题上取得了权限的突破。广州政府原来规定农会的自卫武装是自己组织的，并没有要它取代其他形式的地方武装，湖南的农民运动搞起来以后，农民协会武装自我的思路竟然是夺取和改造团防局这种从清末就延续下来的地方武装，通过吃掉原来的地方武装充实自己。当然，盘布于湖南农村的各级团防武装，无疑是农民运动发展的障碍，但就当时的时势而言，这些团防对农会的威胁远没有广东地方武装那么大，农会对他们下手，明显是采取了某种进攻的姿态。
当时，湖南75个县都设有团防局，各区乡则有分队，名义上各县的团防是归省里的清乡督办管的，但实际上清乡督办除了长沙的团防之外，谁也管不了。团防是当时湖南由地方精英控制的主要武力。1926年7月，湖南农民协会筹备处的负责人易礼容和柳直荀等人，乘政权交替的混乱时期，从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讨来一纸含混不清的指令，便从当时的清乡督办署强行接受了全省（名义上的）的团防。恰巧当时清乡督办是个赵恒惕时代的旧衙门，而督办罗先闓又是一个过气了的老军阀，没有什么实力，一心只想着守住自己多年搜刮来的财产，所以，农民协会一吓唬，督办署就作鸟兽散。长沙的团防一垮，各县随即丧失抵抗的勇气，很快，全省各地的都、团总老爷丢了枪把子，几个月内，团防大部分变成了农民自卫军。接着，农民协会的武装进一步扩大，将由旧团防改编的自卫军变成农民自卫军常备队，枪械齐全，归县农民协会直接指挥，此外还组织了农民挨户团，即每个农户出一男丁，配上梭镖和大刀，配合自卫军行动，这就是有名的"梭镖队"。
自从北伐军进入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兴起，组织起来的农民就开始问鼎行政权甚至司法权，当地方团防逐渐瓦解，农民自卫武装出现时，农民与地方精英的冲突日甚一日，经常出现农民将豪绅（大部分是比较恶劣的）押送县政府，而政府却不管的情况，于是农民开始自行处理，给他们认为的土豪劣绅们戴上高帽子游街游乡，这种"文化脸面"性的惩罚，即使不进行关押甚至肉体惩罚，对豪绅的打击也是相当大的。在运动中，对地主的经济触动也有，但主要通过罚款和派捐进行。也有少数地方发生了对地主的财产侵夺，一般是针对那些反对农民协会的豪绅，即毛泽东所谓"一群人滚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其实没有经过共产党的统一部署，减租减息就已经推开了。在农民运动的盛时，乡村旧的都团组织（区乡政权机构）一概瓦解，都团总爷即使还在，也不敢管事了，县以下的所有事务概由农民协会做主。"'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出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出了场，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有的县甚至成立了县政府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一切政务要通过联合会议解决处理，县长一味唯农民协会的马首是瞻。一些豪绅被驱逐了，少数一些恶贯满盈的大劣绅像叶德辉（此人在戊戌维新期间就是个著名的顽固派）居然被由农民协会主宰的特别法庭给处死了，农村的世界的权力结构一下子就翻了一个个。原来处在最底层的最穷的农民翻在了上面，而一向神气活现的地方精英或者逃掉，或者向昔日的人下人伏首称臣。
农民运动在两湖乡村获取的还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在像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倒，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在农民运动兴盛的地方，"族尊老爷"（族长）虽然没有被"罢免"，但祠堂里的秩序却被冲乱了，穷人可以坐在上首，女人也可以进去吃酒，昔日尊贵的族长，甚至有可能被什么拖去戴高帽子游乡。由于一切归农会做主，宗族对族人的处罚当然也不敢搞了。宗族体系是建立在乡绅的文化威权和血缘纽带上的，掌握族权的一般都是拥有文化威权的乡绅，既然乡绅在运动中威风扫地，所以族权自然会呈现出动摇之态。加之农会讲究的是阶级不是血缘，能否登上农会的权力顶层，要看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就是有多穷，还要看他是否有勇气与传统权力斗争，所以族权在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很容易被人忽视，实际上，本来在武化精英的冲击下，族权就已经呈现出颓势（因为武化精英对于文化控制不甚看重），所以，族权的淡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季节性淡出，农民的宗族意识和情结不会因为一场革命而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当时显然是有点过于将农民运动理想化了，虽然族权、神权甚至夫权在农民运动大潮中都受到了波及，但真正的动摇还谈不上，更说不上是被打倒了。。
族权如此，夫权和神权更是如此，它们实际上是伴随着大革命对风俗的冲击而出现"动摇"的。虽然像毛泽东所说，南方的农民家庭妇女由于下水田劳动的缘故，在家庭里的发言权比较大一点，性关系也比较的随便，但父权至上的社会宗法体系依旧是根深蒂固，所谓夫权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权力分支，即使家中妻子说了算，也不意味着夫权的不存在，甚至被人称为"破鞋"的妇女，也不可能与丈夫离婚，很可能还会极力维护夫家。旧时代的妇女，其夫权意识之强固，决非一场革命所能撼动。在大革命的风暴洗礼下，由于少数城里来的共产党人的参与鼓动，少数地方的妇女有组织的参与放足、剪巴巴头（剪短发）、禁止虐待媳妇，干涉丈夫殴打妻子等活动，并不见得就等于夫权扫地，至于在革命的动荡中无视族规戒律，冲进祠堂吃酒，甚至将族尊老爷绑去戴高帽子游街，也不过是最低层的农民对压在头上的固有权力的强烈不满的一种发泄，只是这种发泄的过程中有他们的婆娘参加了而已。扫荡神权，一直是那些学生出身的共产党人特别热心的事情，在革命高潮中，那些穷苦的青年农民虽然会跟着打菩萨，但这种行为决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农民虽然年轻时对神佛比较看轻，可一旦年纪大一点或者受到挫折、有所祈求时，就自然会加入到求神拜佛的行列中来，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之所以顺从学生娃的砸庙打菩萨的行为（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来看，农民当时还是有反对的表示的），是因为农民运动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好处，跟这些分量很重的好处相比，讲究实际的农民自然要迁就一下那些对"神权"的过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