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人民检察博物馆阳光大厅的橱窗里，一扇斑驳的木门安静地伫立——它，就是70多年前杨氏宗祠的正门。70多年前，它曾经这样安静地注视着何叔衡、高自立、董必武、项英等检察先驱出入、办公，它见证了人民检察制度“初长成”的模样，因此被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
与这扇木门具有同样地位的是保存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纪念馆的一个举报箱。举报箱木质结构，宽约30公分，厚度15公分，顶部是一斜面，其顶部、正面、左侧和右侧用毛笔书写了举报规定，字迹清晰可见。虽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仍保存完好。仅将举报箱一侧的文字记录如下：“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控告局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内设机构之一。1932年9月6日，苏区主流媒体《红色中华》颁布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设立“控告箱”，受理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信件。
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
一、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之下得设立控告局。
二、各级控告局，直属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受其指导和节制。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三、控告局设局长一人，调查员若干人。
（附注）：调查员看各级控告局工作需要来决定。
四、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群众投递控告书，还可以指定不脱离生产的可靠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收各种控告。
五、控告局为调查所控告的材料，按照控告局所发给的证书，调查员方能到各工厂作坊、机关去调查，但是不能妨害该厂作坊及机关工作之进行。
六、控告局日常的工作，是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但是控告局只是接收控告某机关，或某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控告书，不接收私人争执的控告书。
七、如遇所控告者为紧急事件，控告局可以直接通知某机关，或某机关的某一部，进行该事项的检查，但事后必须报告工农检察部。
八、控告局调查完毕的事件，须将材料汇集报告工农检察部，以决定执行的办法。
九、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十、人民向控告局控告，可用控告书，投入控告箱内，或由邮件都可，不识字的，可以到控告局用口头控告，有电话的地方，也可以用电话报告控告局。
十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的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受理，倘发现挟嫌造谣借端诬控等事，一经查出，即送交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何叔衡
从这一天开始，苏区开展检举运动，一批贪污分子被揪了出来。那次反贪污的成果是：被检举揭发的贪污分子有42人，查处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
涉案级别最高的干部，当属江西省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1934年3月，时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的项英调查得知于都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腐败严重，最后法庭判处该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5人死刑。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被撤职，熊仙璧还被监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