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认为，欲废除领事裁判权，最为关键是那些条约期未满的大国。1929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发出同文照会，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8月，外交部再次照会有关国家，要求其立即派出代表与中国磋商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有关国家中，只有墨西哥明确宣布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英美等国均采取了拖延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于11月25日分别致电驻美、英公使，令其促请英美政府尽快派人来华讨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办法，并表示英美如再延宕商讨，中国将于193()年1月1日起，自行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但英美等国仍未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12月28日，国民政府遂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特令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特令对美英法等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两天后，外交部发表宣言，在这一问题上作了明显的退让。宣言在重述了特令的内容后，表示中国政府深信各国“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固国民政府12月28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
尽管国民政府作出试探之后又在各国的反对面前作了退让，但特令的公布毕竟促进了有关废除列强在华特权问题的交涉。进入1930年后，有关改组租界法院问题的交涉首先取得了进展。1930年2月17日，中国代表徐谟与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及代办签署了《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该协定规定，租界法院完全适用中国法律，原临时法院特定的诉讼法就此取消；取消外国人的观审、会审权；废除外国书记官长制，由中国任命检察官、承发吏，负责办理具体事宜。根据同样的精神，7月28日，中法代表签署了《关于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取消了法租界内的会审公廨。
在此前后，中国政府还正式收回了一些租界和租借地。1929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及次年9月，中国与英国互换照会，正式收回前已事实上收回的镇江和厦门的英租界。1930年，中英签订《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中国收回威海卫租借地。
但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列强仍坚持渐进地分步放弃其特权的立场。英方在谈判中提出了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四项条件：1.保留移审权，即外人若对中国法庭的判决不服，可向本国法庭上诉；2.民事诉讼可立即放弃领事裁判权，刑事诉讼的领判权待保留若干年后取消；3.中方任用外国法官会同中国法官审理案件；4.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处50里周围区域的领事裁判权保留若干年后再取消。英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协调的立场，3月2()日，两国驻华公使共同拟就了一份草案。
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也遭到了日本的顽强抵制。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在谈判中表示，日本可以放弃对上海等五口岸的民事诉讼及轻微刑事诉讼的领事裁判权，但其条件是：对于中日混合案，中国应于各口岸设立特别法院，聘用日籍法官与中国法官会审；在上述五口岸，日本人民应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对日本在东三省特别区域的利益，中国应予承认。显然，日本的这一方案，其所得并不少于所失。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拒绝。
1930年4月，中国国内爆发中原大战。中外关于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31年初，英美陆续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如同意放弃移审权等，但仍未能满足中国方面的基本要求。5月4日，国民政府自行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1932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主要内容为：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在有关地区没立特别法院，受理涉及外人的民、刑案件，外人的逮捕及其房屋或办公室的搜查均应依中国刑法典规定执行。《条例》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使外人完全受中国法律的管辖。此后，有关领事裁判权问题的交涉步伐明显加快。数月之中，中国与英美之间先后达成了类似的妥协：中方同意将英美在上海的领事裁判权保留10年，将英国在天津的领事裁判权保留5年(美国在津领判权的放弃仍待协商)，英美则将其他各地的领事裁判权立即取消。
不幸的是，正当交涉进人关键之时，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形势的骤变，迫使中国外交的重心随之转变。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修约之事便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1931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命令，宣布“兹因本年各地天灾变故，所有应行筹备事项，尚未就绪，该项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应暂缓施行”。有关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至此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