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以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顺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蒋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好歹没有一撸到底，给他留了个空头总司令的面子。
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领袖重新掌控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因中山舰事件而负气出国的汪精卫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组织部长和党中央常委，其余8名常委中，除摇摆不定的谭延闿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是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和吴玉章，结果老蒋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连名分都没有，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是常委，并由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担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此外，汪精卫尚在国外，其组织部长一职还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代理。如此同时，由于取消了党主席，地下党的名单自然也不需要上交，这就彻底推翻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整理党务案》的决议，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国民党内部行使自己的权力、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随着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鲍罗廷一伙开始抢点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敌愿意投诚、无意再战的情况下，为抢桃子，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2700人的工人武装；
3月24日，任命程潜为江苏省主席，委员15名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委员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组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接着又在4月1日改组省政府，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10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国民党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危机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发。3月24日，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导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泄愤，又造成无辜市民重大伤亡。这一惨案，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强”的口号直冲云霄，而各列强为保护租界，也大举增兵上海，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这时候，尽管苏俄关于在中国应“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来挑起各国干涉的绝密文件，还没有被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来，但老蒋心里清楚得很，南京事件显然是有人做手脚，企图让列强与国民党打起来，以坐收渔利。
一波未平，武汉政府又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伺机逮捕蒋介石。这份密令，系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缝在衣服内，于3月27日启程从汉口去南京送给程潜，可惜迟了一步，老蒋已于昨天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怎么办？武汉方面心生一计，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
也就在这一天，南昌又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于是，当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时，历史的抉择，再一次摆在了老蒋面前，是战还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已经是风雨飘摇，江西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曾赶来安庆求见，恳请立即与共党分家，不可再容许他们潜伏党内、阴谋颠覆，他当时的心情异常沉重，只说了一句：时机没有成熟，请大家暂时忍耐。
现在，他还能忍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