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元月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我国以战胜国身份由团长陆征祥，代表王正廷、顾维钧等参加和会。当和会讨论到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日本代表竟要求将德国在中华民国山东省的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我国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和会不顾我国的反对，同意日本的要求，并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节载入对德和约之中。当时北京政府昏庸无能，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前任驻日公使，与曹经手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案)、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私通日本，有屈从签约之意图。
消息传出，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异常愤慨，于5月4日集会举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愈聚愈多，终于爆发成为震动后世的五四运动。
这次中国青年第一次纯洁的救国爱国运动，就在北京大学学生领导下爆发，而在上海学生响应支持下展开，立刻蔓延全国各个角落。
1919年我就读于吴淞中国公学，学名鼎年字玉阶(中公是革命最早的学府，国父孙公和黄兴、蔡元培、于右任等前辈均是中公董事，胡适博士于中公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归国后曾出任母校校长)。当五四运动发生，我被推为中国公学的学生分会会长及出席上海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对这一段历史性的上海学生爱国运动曾亲身经历，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以上，我与此地的十几位上海五四学联老同志，手头上均已没有参考史料，但往事历历大致均能回忆得起来。为使世人了解上海五四学生运动真实资料，爱就所能回忆的当时经历，概略记述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5月4日晚上北京学潮的专电到达上海，先是复旦大学教授们，立刻在校园内紧急鸣钟，召集在校的全体学生，报告北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及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与警察冲突，被捕50余学生的详细情形。当即决定连夜推派同学分赴上海各校联系报告，并请各校代表出席5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学生会筹备会议。
5日下午出席筹备会议的有50余所大学、中学的学校代表，会议决定各学校组织学生分会，推出代表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定于5月7日上午十时举行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未到会的学校由出席代表再分别通知。
5月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是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举行，参加代表有80余所学校，首先通过组织规程，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分设评议、执行两部，评议部设部长一人，议定本会一应重要活动事项，交执行部执行，执行部部长由会长兼任，下设秘书室、总务部、宣传部，当场选出复旦大学代表何葆仁为会长，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代表彭昕(精一)为副会长，复旦大学代表狄侃为评议部部长，瞿宣颖为秘书室主任，我为总务部部长，潘公展为宣传部部长。大会通过通电全国各地学生，拥护支持北京学生的主张，反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立刻罢免卖国贼，并电请北京政府立刻释放被捕学生。
就我与彭精一兄等记忆所及，当时参加的上海校名与代表姓名为：复旦大学的何葆仁、程学愉(天放)、余井塘、谭常恺、江一平，南洋大学的彭昕(精一)、吴长城(道一)、邵禹襄、恽震，圣约翰大学的瞿宣颖(因学潮被学校开除，立即转入复旦大学仍为该校代表)、岑复彰、马崇淦、刘云舫、刘麟生、刘凤生，同济大学的沈怡、杨继曾、周明栋，东吴法科的狄侃、何世桢、吴经熊，吴淞中国公学的李玉阶、孙锡棋(嗣转入复旦大学改名寒冰)、萧志裳，中西女塾的陈纪彝、陶月琴、俞素青、黄倩鸿，澄衷中学的端木恺(嗣入复旦大学)，圣玛丽女校的俞庆棠、欧阳雪、张继英，市北公学的潘公展，民立中学的董克仁，爱国女学的张霭贞，南洋路矿学校的姚颂馨、潘卓吾，青年会中学的张明炜，华童公学的奚玉书，育才公学的陶凤威，务本女学的张杰人、严棣，爱群女中的顾友如，沪江大学的李骏华、张维贞，民立女中的管文贞，晏玛氏女学的张佩瑛，民生女学的任钤苹，江苏第二师范学校的汤宗威、孙祖基，两江女子体操女校的陆礼华，清心女中的张玉珍，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的杜月蟾，神州女学的金素琴(振玉)，还有只记得代表姓名而想不起校名的有孙道胜、裴国雄、唐世昌、顾谊夫、蒋国珍等诸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