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4，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