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实践上，“西学中源”论把近代西学混同于古代中学的倾向，说近代西学的一切成就均是中国古代已有之，说西学未超出中国典籍所载的范围与水平，更使得守旧派得以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振振有词地斥学西学为故意生事多此一举。汤震在《危言》中引以为据的张自牧所著《瀛海论》，就是一部搜罗例证借“西学中源”以反对洋务的著作。
张自牧本人则是一个连船舰、机器、铁路等都一律反对引进中国的顽固守旧人士。其实，早在同治年间发生同文馆之争时，杨廷熙攻讦设立天文算学馆“师敌忘仇”，触了“天怒”，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说西方的天文算学都本是中国之法，而中国之法本来就比西法文明得多。他说，中国的古圣先贤仰视俯察，做出的学问“广大悉备，幽冥可通”，“所以历代言之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
中国的各种仪器、机器之制造，更是西方无法达其精微。据此他发问道:中国的这些成就，在《四库全书》里都收了，“何不令天下举而习之，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⑦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每一举措，守旧派都进行掣肘，其基本的因素就在于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论在逻辑上的弊端太明显。“西学中源”论的出现及其引起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广泛赞同，表明了这种说法蕴含着一种尊崇本民族情愫。
中国这样有着悠久而辉煌的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受到外国列强欺凌的情况下，民族自尊和自豪感的高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种民族的自尊自重之情，如不能很好地与科学的态度相结合的话，很容易误入歧途，产生狭隘、盲目的倾向。有关“西学中源”论的许多议论中多带有这种苗头，汤震的议论就是将其发展成了一种极端偏执之见。这样，不仅有碍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不利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洋务运动中因学习西方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引起的辩论即证明了这一点。
“西学中源”论虽然证明了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可以相容，可以互补，但是并没有能够阐释清楚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要全面阐释清楚西学和中学的关系，只靠“西学中源”论是不够用的。仅仅从文化源头上做解释，而不从文化观性质上做分析，是难以充分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的。也难以推动近代化运动的向前发展。洋务运动初期，冯桂芬依据《海国图志》所收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待西学评估的基调，在《校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从那时起，“中体西用”思想的基本构架已经成型。
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换言之，“中体西用”论是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既有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成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从洋务派创导这种文化新观念的主旨而言，应当说，中体西用，意在“西用”。事实证明，不论是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论还是“中体西用”论，虽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文化观念体系。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的时代使命，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