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真是一个好地方，蒙古贵族在城里过着声色犬马的纵欲生活。不过，由于末代皇帝元顺帝治国无能，这种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人心离散。大都与南方的联系经常被切断，致使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运送到北方。到后来，城里终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饥荒，首当其冲的是普通老百姓，很多穷人挣扎于死亡线上，死者填满沟堑。
总之，大都的局势已是日薄西山、朝不虑夕，处于崩溃的边缘。
现在，当明朝各路军队汇聚在大都外围时，蒙古贵族肯定遥感到了迎面而来的杀气。
元顺帝面对未来，应该何去何从？是战，还是降？这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难题。
战斗的后果很可能是血染沙场。正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死亡，决不是那些在上流社会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的首选。而投降只会贻笑千古。甚至连弱女子也看不起这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行为。就好象五代时期后蜀国的花蕊夫人为嘲讽君主孟昶降宋所写的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综上所述，既不能战，又不想投降的蒙古贵族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克通州的消息已速度传到了大都。元顺帝在清宁殿召见群臣，表态要“巡幸上都”，意思是打算逃到上都避祸。群臣大多数屏息不发一言，只有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与宦者赵伯颜不花等少数人力谏，以为不可行。哈剌章从军事的角度着眼，他担心在敌军兵临城下之时，元顺帝一出都城，就会有难以预测的危险，因而认为在通州既陷的情况下，朝中君臣应该在京城之内死守待援，否则“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金宣宗是金朝的皇帝，这人被频繁从蒙古草原进犯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打怕了，决意离开京城中都（今北京西南一带），南迁黄河以南的汴梁，致使黄河以北人心动摇，很快陷于敌手，而金朝灭亡的历史命运就此注定。看来，元顺帝正在步金宣宗的覆辙。赵伯颜不花恸也哭谏：“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怯薛歹，即是保护皇帝安全的怯薛军队）出城迎战，愿陛下固守京城。”然而，去意已决的元顺帝对怯薛等中央禁卫部队的战斗力心知肚明，他固执地认定困守孤城等待援兵才是死路一条，断然反驳道：也速已败，王保保远在太原，那里还有什么援兵！因而一锤定音，宣布退朝。
就在这一天晚上，元顺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日后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究竟带走了多少兵马？汉文史籍无记载，只有成书于十七世纪的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及《蒙古源流》分别给出了两个不可靠的数据。《黄金史纲》称元顺帝带“十万蒙古”出走了。这里的“十万蒙古”并非实数，而是来源于明代蒙古人传统的说法，即蒙古部落主要由本部的“鞑靼”与别部的“瓦剌”组成，其中“鞑靼”拥有“六万户”，而“瓦剌”拥有“四万户”，两者合计十万户（“鞑靼”与“瓦剌”都是明代蒙古部落集团的名称，下文还要提及）。《蒙古源流》则称元顺帝带着“六万蒙古”出走了。这个数据显然只是泛指“鞑靼”的“六万户”；而不包括瓦剌的“四万户”在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十万蒙古”，还是“六万蒙古”，都是指蒙古贵族的正规部队。
事实也是这样，一大批集结于大都的守军在衣着光鲜的贵族军官的统领下灰溜溜地不战而退。这些拥有高贵血统的官家子弟竟然被一班乡下佬、放牛娃出身的泥脚子撵走了，他们那些曾经扬威世界的老祖宗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在坟墓里跳起来！
现在，大都这个中枢机构已经基本上瘫痪了、这个元政府赖以决策的脑袋，似乎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的汉官刘佶，后来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记》，书中记载元顺帝离开时，随行的有“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还有“左丞相失列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位、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丞旨李家百奴、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知枢密院事王宏伯等百余人。”
留守大都的官员则有：
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
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
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
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
右丞张康伯
御史中丞满川
参知政事张守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