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虽不识字，但很喜欢汉文学，在战乱的年代也不忘让儒生读汉文史书给他听，从中吸取了许多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占领的州郡，他实行田租户调的征收，规定“户出帛二匹，谷二觯”，比西晋、曹魏时还要轻。石勒还实行鼓励农业的措施，亲自巡行诸郡劝民农桑，接见并奖励“力田”者。
石勒求贤若渴，采用汉朝选官制选拔各种人才，下令官员们每年必须向朝廷推荐人才，通过答策选择任官。他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予奖励或任用为官。石勒在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将太学中的名列前茅者选为著作郎，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石勒采取办学、荐贤、选能的措施，在社会上树立了一种重知识、重人品、重人才的风尚。
石勒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对胡汉采用分治的办法，制定互相尊重的政策，称胡人为“国人”，令“国人”不得侮辱“衣冠华族”。在法律上对胡汉各有约束，规定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这种汉夷分治、汉夷互尊的政策是符合民族融合的政治形势。
石勒对人对事都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能矫其犷悍之习而修文”。在逐鹿中原时，能依靠汉士族运筹帷幄，完成统一北方的宏愿。石勒是羯人，最忌“羯胡”字样。在称赵王后，仍能区别对待违犯“讳胡”令者，是很重视民族团结和融洽的。一次，石勒要任命樊坦去作地方官，樊坦半路上被胡人抢劫，就穿着不整的衣冠去见石勒，说：“我刚才被羯贼所掠，资财已被荡尽了。”石勒笑着说：“这么说来，羯贼是对你无礼了，今当相偿。”樊坦自知失言，大惧。石勒不仅没有杀他，还赐了樊坦衣服钱物，让他赴任去了。可见对忠于职守而犯令者，他不但不怪罪，反而奖赏，甚至能以帝王的尊严代同族承认过错。如此难得的品质，正可以说明胡汉人民特别是汉士族拥戴石勒的原因。
两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胡汉风俗各异。石勒整饬风俗，革除陋习，对促进民族的和睦共处起了积极的作用。石勒首先革除自己民族的陋习，胡人有酗酒之风，对后赵初期经济恢复不利，酗酒又容易滋事伤人，他就下令禁酒。羯人本来的宗教信仰是信奉胡天，石勒从后赵的大局出发，改敬佛教，以维系胡汉民族的团结。
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公元332年)，石勒设宴招待群臣，喝到高兴时，他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唐朝名相房玄龄在编《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