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创建近代海军之初，就已经注意到海军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培养海军人才和购造海军装备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是，培养海军人才尤其是海军将才，要远比购造海军装备难度更大，周期更长。由于当时国人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没有形成有利于培养海军人才的客观环境和选拔海军人才的有效机制，实践中便出现了海军人才培养滞后于海军装备建设的局面。187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防时，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和管轮班学生虽刚刚毕业不久就已被视为管带新购战船的主要人选。李鸿章明知他们未经战阵，资历尚浅，但在急需海军专业人才管驾近代化舰船的情况下，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破格委以重任，因为他们毕竟是国内培养的第一批新型海军军官。然而，在北洋海军的初创阶段，要从他们中选择出更高一级的将领来显然是不现实的。
随着北洋军舰的增多，选派海军统帅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1878年北洋已拥有4艘炮船，虽然尚未达到成军规模，但集中统一指挥的问题已刻不容缓。由于当时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海军统领人选，李鸿章遂于是年6月暂派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为水师督操，以应统率各船之急需。就许钤身的自身条件和未来北洋海军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他可谓是非海军出身之海军统领人选中的下选：一是无军旅经历，二是为人颇遭物议，三是非李鸿章淮系中人。就在李鸿章以许钤身为过渡性人物督操北洋炮船不久，淮军旧将丁汝昌突然前来谋职，随即便被内定为未来北洋海军统领的人选。从丁汝昌的经历看，他18岁加入太平军，25岁投降湘军，26岁转隶淮军，直到38岁时因朝廷裁兵节饷而成为记名提督，前后有整整20年的行伍经历。有些论者认为，李鸿章之所以选中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关键在于他的淮军出身。此论固然不谬，但也并不尽然。丁汝昌原是淮军大将刘铭传的部属，与淮系集团头领李鸿章还隔着层，两人直接交往不多，因此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如果仅以是否淮军出身作为海军统领人选的标准，那么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官们与任何派系集团均无渊源关系，由他们出任归李鸿章直辖的北洋海军统领，同样可以达到纳入淮系麾下的目的。如前所述，李鸿章于公于私都认为学生官尚不足以担当统领海军的大任，实际上已将他们完全排除在人选之外。这样一来，剩下的条件就只有两条，即统兵经验和淮军出身，而丁汝昌正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1879年11月，在英国订购的4艘新炮船来华驶抵大沽，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归北洋海防差遣，职务是“督操北洋水师炮船”。
自1880年起，派赴英国深造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并先后被李鸿章网罗到北洋，派充炮船及新购巡洋舰、铁甲舰管带。这些人也是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届学生。李鸿章使用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官一段时间以后，曾对他们作出过这样的评价：“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1）”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客观的。归国海军留学生虽然多学了几年专业理论，却丝毫没有改变素质上的文强武弱，同样需要有一个由学生到军官的转变过程。1883年初，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上任不久，即抱怨由海军留学生和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管带的巡洋舰存在许多弊端，现有人员质量极差，整顿将非常费力（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官们的敬业精神和管理能力都很欠缺。事实证明，他们连军舰管带一职尚且勉为其难，遑论有令人信服的能力出任海军统帅。还有一个问题，学生官几乎都是学堂同期毕业生和同届留学生，在相对和平时期，训练、管理能力并无明显差距，而作战指挥能力又无从比较，提拔谁统领海军都肯定难以服众。
接下来的问题是，丁汝昌能否在统领海军的实践中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丁汝昌接长北洋海军时已41岁，虽然读过3年私塾，主要经历却是多年的骑兵生涯，对近代化海军既无理性认识，又无感性认识。以他这样的年龄和基础，要通过从头学起去精通技术性极强的海军业务绝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他也有一个长处，即非常谦虚，从不不懂装懂，这使他能够而且确实力所能及地掌握了一些粗浅的海军知识，否则他不可能一直稳固地坐在北洋海军统领的位子上。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成军，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这支舰队的提督。诚然，他不是称职的海军提督，但这并非他本人的过错，实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个新式军种初创阶段的不得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