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带领伙伴参拜东京日酋
汪精卫既以傀儡头目自居，一切自不能不请日酋面授机宜。因此，他决定带领伙伴作一次东京之行。１９３９年４月河内发生刺汪案之后，日本军方派出影佐等人去河内，用一艘日本山下汽船会社的“北光丸”货船，把汪精卫等人秘密运载到上海。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也由香港到上海会合。
５月底，日本侵华军派军用飞机将汪精卫一行载往日本，并派日本前内阁总理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及影佐等人负责护送与迎接。在东京，汪精卫和日本内阁首相及各大臣秘密会见，而日汪勾搭之具体初步条件，则由周佛海与日方谈判。汪精卫方面，要求仍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作号召，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形式组织政府，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然后进行对日讲和。几经磋商，日方才勉强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双方及早谈好双方关系条约的基本内容，并及时予以签订。人家勾引汉奸培育傀儡，为的是从条约的文字上和实际上取得战争中所不能取得的权益，一切形式口号是次要的。
汪精卫、周佛海等东京“朝圣”回上海后，日方在虹口东体育会路旁边很空旷的地区，找到一所两层楼洋房，略加修理，让汪精卫居祝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没有居民，既便于保护，又便于监视。
７月某日，正是大热天，周佛海派车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东体育会路的一所旧房子内），约我一道到汪精卫住所开所谓干部会议。我约略看一看，大约４０人左右。我由周佛海带去正式见汪。记得当天到会的人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叶蓬、李士群、丁默屯阝、何炳贤、李圣五、岑德广、赵正平、傅式说、赵尊岳、朱朴、陈春圃，陈昌祖、周隆庠等，其余一些人当时不认识，也就毫无印象了。
开会时，首由汪精卫报告进行“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要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子，何炳贤立起发言，大意是反对降日，认为这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精卫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但未说话，忽然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点头强作笑容，大家纷纷登车而去。
何炳贤是陈公博两个暗妾何大姑、何三姑的兄弟，早年留学美国，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陈公博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时，当过该部国际贸易局长，原为改组派分子。说来可笑，这个反对汪精卫当汉奸的先生，后来仍然当了汪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汪伪政府成立后，又历任军委会第三厅（军需）厅长、经理总监部总监和中央储备银行董事、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权倾一时。抗战胜利后逃往九龙，真是善于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