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能可贵的是，郑观应不仅对中国近代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而且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事业，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向人们展示了近代化的广阔前景。郑观应17岁入上海宝顺洋行当买办，到80岁病逝于上海提篮路招商公学宿舍，几十年风风雨雨，起落无常。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郑观应就投资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等人集股开采山东登、青、莱、莒四府五金矿产，与唐廷枢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对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等也“无不入股相助”。尤其是在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汉阳铁厂等近代化企业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干，对这几个近代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实用人才方面，郑观应也做了不少宣传鼓动和具体实际的工作。在招商局任职期间，他把买来不合商船之用的船改为教练船，先招学生若干名学习驾驶诸法，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在总办汉阳铁厂时，又创立机器书院，招收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他自己也成为我国较早提出设立结合机器操作实践的半公半读学校的教育家。1917年以后，他还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以及上海商务公学的名誉董事等职，主持或参与学校的实际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广兴学校、培养人才、开通民智、研究学术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郑观应是一个务实求真的人。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面实现近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更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