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
1842年7月24日诞生于广东香山县三乡雍陌村的郑观应，虽然不是近代中国实行近代化的首倡者，但却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探索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在郑观应之前，魏源、冯桂芬、洪仁玕等人虽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进行过大胆的初步的探索，但由于其时国门初开，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眼光还受到很大的局限。魏源关心的是船坚炮利等西方军事方面的“长技”，重在卫国保疆。冯桂芬比魏源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提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且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但他认为中国的道统不可变也无须变。洪仁玕对近代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采用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主张推行近代西方生产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并试图把天朝的新政建立在革故鼎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乃至法制的改革主张，期望中国未来社会民富国强，但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并不具备把他的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至于洋务派中的一些官僚士大夫对近代化的理解就更肤浅了，他们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全面近代化。与众不同的是，郑观应不仅对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内容和方式方法。
首先，他认为，设议院、达民情、实行君民共治的民主制度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决条件。郑观应在1875年所写的《易言》一书中，就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预期者矣。”在《盛世危言》一书里，他又再次提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实行改革、设立议院。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他把设立议院、通上下之情、合君民一体看作是中国富强和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这在当时可谓是一条大胆而又崭新的思路。因为他不仅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本位”的思维模式，而且认为“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清楚地意识到政治变革是中国走向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在中国政治近代化发展进程中，郑观应开创了“西洋本位”思维模式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