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当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讲过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相反地，他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他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世界的新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而应是东西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他曾著文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表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他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俄罗斯文明，认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这也正是他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这不仅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正确理解，而且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应当说，这些思想，是相当精彩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他就提出这些思想，更属难能可贵。把这种宝贵的思想说成实用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只有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而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入农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入的论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国外很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尽管曾经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考虑到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农民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