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最早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并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方向的呢？我想，这与他早期思想中的如下两个特点有直接的联系。其一，他在为中国选择道路时，是以它能否导致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弃取标准的。他感到，辛亥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名实极不相符，“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这样，即使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已经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他在１９１６年６月曾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这种怀疑论，正如列宁在评论赫尔岑时所指出的，乃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其二，他的思想中较早地具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强调，人们的认识必须“据乎事实”，论事析理，“求其真实之境”；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从不固执成见。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起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独具慧眼，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这个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时代的潮流，认定它将带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尽管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最早的，但他最早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成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首先，他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握它的革命的实质和核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文章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上述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由于当时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革命，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