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双城故事"：《倾城之恋》《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富传奇色彩的小说。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重点描写的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惟独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他认为："一个'破落户'家的一个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沼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末，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但也有人认为，"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意在求生，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也许，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
因此，张爱玲对此批评并不服气，她为此写了《自己的文章》反驳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张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口，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正式成婚的速度，但作者心里最明白，这种婚姻肯定是靠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