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种种迹象表明，老舍当时并不想死。如果想死，他到太平湖后，就会直接跳进去了。然而他没有。他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老舍是在半夜里“投水自尽”的。有一点也许是不难想象的：当时，夜已很深了，一家一家的窗灯都熄了，连鸟儿也都已归巢，然而，哪里又是老舍的栖身之所呢？如果老舍彼时彼刻有一个温暖的家，或者他的家人能及时地找到他，并把他带回去，他会死吗？另据韩秀回忆：“外婆说，舒先生将血衣和一封给周恩来的信交给胡絜青之后就出门了。外婆说，那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胡并沒有拉住他。”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岁月里，传统的伦理道德遭到了彻底的摧残，“亲不亲，阶级分”，因观点、立场、派别等等不同而父子、兄弟、夫妻间反目成仇的实例绝不乏见。家人间，也有一方因成为阶级敌人而被划清界限的。老舍与其妻子胡絜青属于这种情况吗？恐怕是。既然如此，人们对胡絜青也不会太过苛责。大环境使然，只不过“未能免俗”或“随了大溜”罢了。然而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被“披露”出来，使人渐渐知道了，胡絜青与老舍间，另有隐情。
三
我对老舍的生平知之不多，但我知道，老舍婚后，曾带着妻子胡絜青去济南谋生。他的大女儿就是在济南出生的，因此起名舒济。可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日本鬼子逼近泉城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老舍为什么会抛下弱妻幼子（长女4岁，儿子2岁，幼女还不满3个月），只身离开——去了“大后方”武汉。
“投身抗战”自然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老舍的做法似乎超出了常理。另外，也不是所有留在敌占区的人都是汉奸。
据韩秀回忆，她与老舍、沈从文“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过”，“我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
老舍抵达武汉后，主持“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
在“大后方”，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人终日想的都是“抗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不是谁杜撰出来的。其实，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在“大后方”，无论是谁，都得“生活”，都得“过日子”。
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见老舍“单身”，就给他物色了一位“秘书”。
老舍的这位“秘书”，名叫赵清阁（1914-1999）。赵清阁是位非常有才气有作为有成就的女性，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编辑家、画家。（赵清阁15岁便离开信阳至开封求学。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1934年春，她曾经给鲁迅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切接见。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她转向写剧本，从事创作。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她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弹花》文艺月刊，写有五幕话剧《女杰》、三幕话剧《反攻胜利》、四幕悲剧《雨打梨花》和改写的五幕话剧《此恨绵绵》等。）
时隔不久，老舍就和赵清阁“住在了一起”。即便是老舍到了重庆之后，赵清阁仍旧和老舍“住在一起”。（据牛汉回忆：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间，二人均是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参见2009年1月15日《文学报》）
后来，也就是老舍离开济南五年后，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了重庆。
胡絜青母子来重庆，老舍事先并不知道。正在吃饭的老舍听说此事后，惊得筷子都要掉了。当时老舍在北碚，他既没有立即去重庆接胡絜青母子，也没有让胡絜青母子立即过来。据知情者说，胡絜青母子是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才来到重庆的。十多天后，胡絜青母子才来到北碚，而此时赵清阁已迁居他处。
不久，赵清阁便“逃离”四川，去了上海。老舍竟“追”到了上海。一个月后，胡絜青也“追”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