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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了桑弘羊和家族性命的，有两个根本原因：
一、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究要谢幕，谢幕时就需要一只大羔羊作为献祭，以便对冲“伟大”的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残酷甚至血腥。当时代已经不需要改革者的智慧时，改革者的脑袋或许就是最后一点还可利用的资产。
二、真正有能力要杀“羊”、也最后真正杀了“羊”的，其实都不是他所从事的经济改革的受损者，而在于另一群即便从他的改革中受益、却依然愤恨他挡了路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有着远比他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及更为决绝的杀伐之心。
当桑弘羊投身汉武帝的改革大业时，他应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遇与商鞅一样的下场，甚至连死法都一样残酷：商鞅是被“车裂”而死，桑弘羊则是被“烹”而亡，两人都被灭族。
自从权力产生以来就和专制、剥削、压迫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权力在各个方面的渗透可见一斑，就只从两千多年的专制就能看得出些许端倪。而在权力之下生存的人们只有竭尽全力寻找丝丝的公平，那么他们又怎样看待权力呢？
无论是商鞅还是桑弘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大时代的开拓者、乃至缔造者之一，他们对此也都有着确定无误的自我定位。然而，如同国史上任何谋士一样，他们长于为人谋、为国谋，却未必长于为己谋，最后落个悲惨而死。
相比吕不韦，桑弘羊的结局多少有些委屈。他所活跃的汉武帝时代，无疑是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巅峰之一。巅峰时刻的最伟大杰作，就是主动出击匈奴，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边患。而在这场连绵数十年的卫国战争之中，沙场领军、决胜千里的卫青、霍去病被后世尊为英雄，筹集钱粮、运筹帷幄的桑弘羊却被当作“言利小人”及“聚敛之臣”而落下千古骂名。这无疑凸显了中国历朝史家的伪善：他们以为、或假装以为，伟大的战争可以脱离“言利”及“聚敛”，可以仅靠军事而不靠经济，可以仅靠军人而不靠商人。后世如北宋著名公知苏轼，因作品中多有对古英雄的赞美而被普遍当作“豪放派”词人，却也极为刻薄地评价桑弘羊：“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他根本就没搞清：没有桑弘羊这样的“蛆蝇粪秽”，哪里能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灿烂的鲜花盛开呢？
吕不韦和桑弘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政治本不是他们的游戏，却过于入戏、过于当真了。
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本来于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着玩着他却当真了，放弃了商人的本分与初衷，却又缺乏职业政客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与狠劲；桑弘羊虽然终身为官，毕竟只是商人家庭的子弟，官当得久了，他居然真以为自己成为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以至于要鞠躬尽瘁。
两人都当真了，不懂得急流勇退。更为麻烦的是，两人的影响力，正符合管仲当年对“二君二王”的顾虑，成为政权实际上的第二个权力核心。一山岂容二虎，这才是惹来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空有雄心，却无狠劲；空有财富，却无寸铁；空有高位，却无走卒。商人越位如此，不杀你杀谁？
